修佛法的师兄对真谛三藏会有一定了解，他在佛教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他的贡献也非常大。师兄在了解真谛三藏的故事时一定要认真，这样对他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真谛三藏(499～569)，梵名波罗末陀或拘那罗陀，华言亲依，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与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不空大师或义净大师，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

真谛大师少时遍访名师，学通内外，尤其精通大乘学说。祂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后来住在扶南国。

梁武帝大同年间，官员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回国，迎请佛家大德和大乘经论、《杂华》等经。

扶南国推荐真谛大师来华，大师欣然同意，于是大师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箱，于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大师已年近五十。

在中国的二十三年中，时逢丧乱，社会环境动荡，大师辗转各地，居无定所，仅从南海去建业的路上就用了整整两年，刚到建业，又遇到了侯景之乱，随后被迫辗转于南海(今广东省南部)、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等地，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翻译场所多是一些寺院或者居士提供，在缺乏经费及助手的种种逆境中，大师仍以非凡的毅力翻译多部经论，成为名副其实的翻译大家。

真谛大师为人严肃，性喜悠闲，不贪享乐，生活节俭，即使天气寒冷，也不多穿一件衣服，持戒精严，生活朴素。史载：“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疏，忍噤通宵，门人侧席。恺(真谛大弟子慧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谊，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浅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

真谛大师译经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

祂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祂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

据《开元释教录》刊定，大师共译经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大师所译经论，除《转识论》、《大乘唯识论》等唯识论典外，另有《金光明经》、《弥勒下生经》、《仁王般若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俱舍论释》、《大乘起信论》等，其中以《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影响最大，乃南朝摄论学派之主要理论根据，真谛大师亦被尊为摄论宗之初祖。

真谛大师于大建元年正月十一日中午圆寂，十二日在潮亭荼毗，人们建塔供养。大师所传之学，在梁、陈二代并不显著，殁后由于诸弟子返还各地传播，从广州延至闽、越、浙及九江、建业等处。

至隋初，当时北方著名地论学者昙迁，获读新译《摄论》，备极推崇，及应召入长安，剏讲《摄论》，请从受业者竟达千数。

名僧慧休法师(玄奘曾从受学)，以及北地《摄论》学者道英、道哲、静琳、玄琬等，都出其门下。当时长安名德慧远法师，亦敬礼听受，其弟子净辩、净业、辨相等都相从研习《摄论》。

当时传播的区域益见扩大，和流行北地的地论师学系并传，各尊所闻，莫衷一是，最终使得唐初玄奘大师西游求法，解决疑难，而其结果乃有完备的新译瑜伽学说，其影响可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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