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安是佛教著名的高僧之一，他一生都在弘法，在翻译经典，对佛教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释道安除了贡献大，也是有许多成就的。只是有些师兄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为此也不清楚释道安有哪些成就?为了对释道安的成就有个了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相关内容吧!

1、对般若学研究最为致力，是般若学“本无宗”的创始人。

自汉之末叶,直讫刘宋初年,中国佛典之最流行者,当为《般若经》。汤用彤认为：“吾称此时代为释道安时代者，盖安公用力最勤，后世推为正宗也。”道安博读儒家经书，又精研自东汉安世高以来的大小乘佛教经典，适应当时社会崇尚玄学的学术风潮，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般若学说，并撰写大般若著述十四种。在其中借助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概念，解释和弘扬佛教义理，特别在般若学方面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的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它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

以前，佛教在中国分为禅学和般若学两个体系。道安认为禅学是“般若”智慧的应用和体现，只有通过禅法的修炼，才能真正领悟“般若”之真谛，达到佛教向往的空灵境界。因此,他倡导融合佛教禅学与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学派。

道安创立般若学本无宗，其主要观点是：“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又认为人性以空为宗，有无均净。他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说：“法身者，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主张以慧断知而成四谛，以达到空寂观照的人为圣人。

本无宗认为本无是以无为本。但道安又本以性空宗著称，故“本无之谈”，即般若性空。它把般若学的本体确定为本无，并且根据本无阐发般若性空的原理。元康《肇论疏》曰：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虽然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但强调的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反对“虚豁之中能生万有”的说法。

2、主领数千人大道场,组织和参与译经

释道安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西至长安之后的七年中,除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重要的是组织和参与译经。过去翻译佛经是在民间分散进行，自道安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选择翻译人才，主持较大规模的带有国家事业色彩的译经。在释道安主持下译出佛经14部183卷,其中的《阿含经》和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高僧传》卷第五指出:释道安“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释道安除翻译大乘佛典外，更主要的是翻译近期从印度西北和西域传入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释道安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系统的编篡经录的佛教学者。他编篡的《综理众经目录》,虽早已佚失,但其内容大部分为《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所吸纳。

释道安将自己的佛教著述共二十四部二十七卷编录。其中既有解释《般若经》的著作,也有《大十二门经注》等注释小乘佛经的著作,还有《三界诸天录》、《西域志》、《众经目录》等杂经志录。《高僧传》卷第五指出：“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恰恰由于道安创制《众经目录》，才使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典籍的研习有所遵循，也才能承前启后，循着正确轨道发展。道安编著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也为中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3、创建僧团，厘定“僧尼轨范”

释道安重视传教,谓“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他在河北恒山建寺弘法之时,已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僧团。《高僧传·道安传》说：“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此后,释道安从河北到襄阳，最后西入长安，期间两次“分张徒众，各随所之”，其弟子或“率众入蜀”或“弘教东南”，或隐栖庐山，或立寺荆州,几乎分布于大江南北，形成先以襄阳后以长安为中心的类似全国性的僧团。

僧团的维系，特别是在遭遇世乱之时，既要依靠弟子对道安的“学德”的钦重，更要凭借戒律、戒规对僧众的约束。而且,道安在襄阳时，深感戒律传来之不全。他在襄阳所著《渐备经序》指出：“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指萨婆多部《十诵律》、昙无德部《四分律》、摩诃僧祗部《僧祗律》、弥沙塞部《五分律》)不具,于大化有所闕。”东晋中叶,道安法汰诸人,均努力广寻戒律。于是,释道安便参照已有的戒律为僧团制定了戒规《僧尼轨范》。

道安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即取得很好的效果。习凿齿致道安书就明确地写道：“耒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这是习凿齿对亲眼目睹的事实的真实写照。它说明道安的风范对当时的佛教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呈现“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的景象。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道安。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甚至在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时，东晋的敌人前秦的苻坚，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彰道安,并要求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表明释道安在襄阳弘法十五年，获得极大成功。

4、释道安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的创始者

东晋时代,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祈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释道安。《名僧传钞》也载“道安造弥勒像”。“安尝与嘉(即隐士王嘉)及弟子法遇等于弥勒佛前共立誓願,愿生兜率。”又载：“道安遇客僧，问罪根浅深，及西北空晴见兜率宫殿。”据《乐邦文类》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公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释道安既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的创始者，又是虔诚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大愿大行的传承者。道安弟子慧远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崇为初祖。《往生集》赞曰：“晋以前，净土之旨，虽闻于震旦，而弘阐力行，俾家喻户晓，则自远师始。故万代而下。净业弟子，推师为始祖。”释道安当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始祖”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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