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社会公众形象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佛教传入中国并渐成规模后，这个问题便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佛教的社会形象也在世人了解和接受佛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加之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政治文化模式相对稳定的特质，佛教的传统形象也形成基本的定式。

　　不仅如此，虽然社会发展到现代，文化环境早已远非昔日，但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仍然认同于佛教传统形象的一些认识。显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佛教都有着历史的延续性；而其内在理路，则可能是因为认识模式的形成根基于长期的历史选择和积淀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及民族性格等，而这些方面又有着不易变易的相对稳定性。无论逻辑地还是现实地看，这样的历史逻辑线索仍然有意义。因而，讨论当今佛教的社会公众形象问题，反思佛教的传统社会形象并审视其现代意义，应该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一种思路。

　　一、佛教传统形象之概观

　　佛教的传统形象是随佛教在中国的呈现被社会所接受而形成的。社会接受佛教，是对其宗教根本教义和形式等的接受。因而佛教的社会形象，成形于佛教遵循其教义而呈现的基本样貌，和社会对于佛教基本义理的认识而产生的相关认同，亦即，佛教遵循其义理仪轨等所呈现和应呈现的相对一致和固定的基本样貌形式。其中应包括：其所呈现的具有佛教特质的样貌；和作为佛教主体载体的僧人的形象，而这又是其中的焦点。逻辑地看，社会对佛教社会形象的认识，首先基于认同的一面，即，社会所认为佛教遵循其义理所是的样子、和应是的样子；同时，自然也就映衬了对于不是佛教的、或者说是佛教所不应是的形象的否定。

　　概观传统社会对于佛教样貌的认识，尤其对于僧人形象的认识，在基本方面大致相近的。如，离俗去欲，持戒清修，便是一条基本认识。

　　在汉明帝夜梦金人、楚王英尚浮屠的时期，佛教认识简单朴素1.，其样貌大致是：慈善不杀、因果报应、玄微莫测。僧人则是：息心去欲，行善守戒，清净无为。

　　这样的认识虽然与传入时期尚黄老的时代背景有关，但也是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佛教的一种社会形象。如明朝初定，明太祖即有饬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可不定乎？……僧道之教以清净无为为主。”2. 在社会礼仪风俗中，僧道的形象应是清净无为。所谓“确守清规，置身方外，始为清净之徒。”3.“梵行清净”不惟是高僧的一个标準，也是“应于此中选择僧录司，以为缁流之领袖”4. 的标準。

　　当佛教的社会形象偏离了世人的一般认同，就会受到指责和反对。东晋是佛教发展的重要奠基阶段，但佛教已呈“陵迟，秽杂日久”5.的状况，随招致非议乃至沙汰。当时权力把持者桓玄与其僚属的沙汰之议即反映了相关认识。其论曰：“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随失斯道。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实污风轨矣。”6. 故议施沙汰。但同时又特加说明，沙门中能够讲经说法，“奉戒无亏，……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唯庐山乃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7. 所认同的仍不外奉戒精进，清净无为等标準，认此为合乎佛教道德的形象。

　　纵观中国佛教史，对于僧俗混同，男女杂聚，经济膨胀，糜费奢侈，蛊惑民众，逃役隐匿，交结官府，等等，是传统世俗社会所否定的佛教表现，也是历代政权警惕和紧张的方面，严重的乃至成为法难的重要诱因，由历代的佛教政策和一些世俗评价亦可见检束和限制佛教的种种要求。再如明代，为了避免僧俗混迹，还设置了一个叫砧基道人的中间人，代替僧众差办钱粮出纳交接官府等俗务，虽更增新问题，但也足见世俗社会十分在意佛门保持其清净修持的形象。可见，佛教作为一种标榜出世又在世间的宗教，其社会存在和社会形象实际上受到自身教义和世俗观念的双重要求。

　　此外，立身行道，协契皇极也是传统社会认同的一种佛教社会形象。

　　被誉为道德居所的庐山乃东晋最重要的佛教道场，慧远法师营建，其不惟在佛学上有卓越贡献，亦在佛教社会角色定位的见解及实践上有深远影响。

　　当时佛教面对的社会角色危机主要在与王权和世俗伦理秩序的矛盾上。在沙汰沙门的危机中，庐山道场的表现使世俗社会确认了佛教的一种正面形象，保存了佛教的实力和发展势头。在与王权和伦理关系的协调过程中，一面争得沙门乃方外之宾不礼敬王者、确保沙门“求宗不由顺化……不得与世典同礼”8.的佛教立场，同时，也强调了佛教“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i的社会角色和作用。即，以立足慈悲度世庇佑众生的佛教原则而辅助王纲，界划了佛教在王权之下相对独立的范围；以高尚其迹而践履“立身行道”为“孝之终”的大孝意义，缓解佛教出世取向与世俗政治及伦理秩序所形成的紧张。

　　那个时期对于佛教与世俗关系和佛教社会角色危机的处理，既巩固了佛教的社会位置和发展空间，也为后世奠定了相关的模式。因而，对于佛教“阴翊王度”的角色和作用，后世几无质疑并被推崇，历史上为国祝厘及无遮斋筵的佛教法会不胜数，护国寺、佑民寺比比。僧宝作为佛教提供社会的人天师，其中高尚其迹的得道高僧，也历来受到尊崇。

　　相关地，世出世间的把握，也是佛教社会形象之呈现和社会认同度的一个动态尺度。

　　由于佛教的基本向度是出世的，但其慈济普度宗旨的落实又是世间的。历史上，佛教通过充分落实因果说，在“慎终追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传统孝道方面找到儒释间的契合点。另外也在世间向度上更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取向。因而，对于世出世间的法理逻辑会有“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10.，“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11.等等经典解释。世出世间，这种背向却又要调和的两难向度，是佛教及僧人的社会形象难以简单评价和把握的方面。如明末著名高僧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与世沉浮，精进济世，就是比较典型应该说也是正面的例子。而其时一些追名逐利被称之为“走京僧”的则应是反面的例子。

　　二、佛教传统形象之现代意义略论

　　篇幅所限，以上仅为极其概略地列举。正如开篇所说，当今的中国和佛教，都是由悠久历史中走来，虽然传统文化形式上很大程度地式微，佛教的样貌也呈现了很多现代色彩，但深层的文化观念，对于佛教的基本认识，在一些基本方面仍然传承延续。不仅因为文化传统等相关观念认同的持续性和不易变易性，还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因为其中所根由的观念或义理具有历时性的意义。

　　比如，持戒清净的精进修行的佛教，是佛教教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佛教之所以是佛教而呈现于社会的基本形象。因为戒定慧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不应因时过境迁而随意变迁。淡化或违背的越多，也就背离佛教越远。虽没经过问卷调查，但由诸多信息见，现代浮华社会，恰恰很强烈地需要仍然保持清净的佛教。同样，社会的宗教需求也要求佛教提供社会以正信的佛教和相应的形象。传统佛教的持戒清修、庇佑众生和慈悲济世的社会形象，应该说仍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无疑，适应社会变化和注重现代性调试，是佛教现代发展所应重视的方面，同时，注重根源性特质，也是佛教保持其为佛教的一个不容轻视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