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佛教提倡“人间佛教”的逻辑及其意义

　　周齐

　　这个讨论会实际是个push,迫使着去尝试条理一下一个一直想清理的问题线索。这个问题是:本就是此世人间的佛教,为什么还要特别地提倡“人间佛教”?

　　当然,会有这样听来看来都有些愚痴的问题,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作为跻身研究行列的所谓学者,是以历史的视角,将佛教看做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一种宗教,是这个世界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因而,是在这样的角度认为佛教是此世人间的佛教;前提之二,有这样的疑问,并不是以为强调提倡“人间佛教”的先进们是因为逻辑混乱而把本即人间的佛教再同语反复般的定义一番,恰恰相反,而是想知道以佛教为安身立命处的佛门先进们何以在本即人间的佛教中提倡“人间佛教”?这其中的内在义理逻辑历史及现实的意义逻辑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借此机会,尝试性地自问自答一下这个问题,至少,破一下自己的问题执着。

　　一、“人间佛教”之滥觞及其发生理路

　　历史地看,佛教的发端,是由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受到人间诸苦的刺激而发愿解脱诸苦而开始的。经过曲折的修行探索,悉达多太子觉悟成道,被尊为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由此这个世界有了一个以“佛”,也即“觉”为名称的佛教,给这个世界贡献了一种解脱世间诸苦的宗教方式,一条通过佛教修行而达到觉悟以实现解脱的终极关怀之路。

　　由佛教发生的角度看,释迦牟尼之成道即是呈现给世人的一个典范,指示了佛教给世人指出的是出离世俗但不离世间的修行途径。僧人要出家,离俗修行;要遵循乞食、树下坐、粪扫衣、陈弃药的简朴生活;僧伽距离聚落的远近也有要求,要在一大牛吼刚不可闻的范围。但同时,佛教沙门的离俗修行及其不断精进的境界,则向世间显示着是对于众生之苦的承当和关怀,向世间示范着一种通过佛教修行来解脱诸苦的榜样,以佛教的方式影响世间;更重要的是,释迦牟尼出世修行而觉悟成道的目的,即是为了寻求帮助世人解脱苦难的途径,其初衷即是怀着普世的宏愿,是为此世间的。

　　的确,完全可以说,佛教从一开始就具有人间佛教的特点。诚如人间佛教的积极推行者星云大师所说,佛陀是“以提倡人间稳主的”。是“人间的佛陀”。1 星云大师概括佛陀所展现的人间佛教,有六个特性。2 一是人间性,佛陀的一切都具有人间的性格。二是生活性,对于世人的生活处处都有指示。三是利他性,佛陀完全是为了教化众生,以利他为本怀。四是喜乐性,佛陀的慈悲教义就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痛苦,给予众生快乐。五是时代性,佛陀以一大事因缘与此世间结缘,佛陀的思想教法至今仍是世人的模范。六是普济性,佛教虽然讲过去、现在、未来,讲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但更重现世普济;虽然讲十法界众生,更重人类的普济。

　　佛教入世普济的修行和关怀的指向,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被积极继承,并发扬光大。《坛经》中所谓“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3 的话,即是对佛教人间性意旨的最言简意赅的中国式诠释和提炼。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义理的择取倾向,还是宗派的发展整合趋势,也很大程度地倾斜于入世,充分体现着佛教的人间性特点。

　　但是,无论如何,佛教的终极指向是出世的,是以超越轮回为终极解脱目标的。虽然今天还是很难准确清楚地了解释迦牟尼时代相关脱苦的超越理论,但有关经典还是透露出大致的线索,即,除了围绕诸苦之形成原因的因缘理论,关于解脱苦的理论,至少“业”,“轮回”,“三界”的概念也大致存在了,这样的义理逻辑也应是成立的,基本上应是个通过修行来消除业障而超越三界以摆脱轮回的理路。因而,佛教标示的最终解脱境界是超越人间的。由此也完全可以说,佛教根本的指向是超验的、超人间的、出世的。

　　所以,世间和出世间,是佛教义理构架中的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在真俗二谛,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佛教构造了两个序列既矛盾又圆融的一系列的条件论的理论。

　　即使概观地考察佛教的发展历史,也不难发现,世间和出世间,既是佛教自身发展的一个平衡尺度,也是世俗社会对待佛教的一个评价尺度,同时还是一个伴随始终的悖论。

　　因而,由佛教发生发展的逻辑线索看,如今流行的“人间佛教”,应是佛教本具的人间宗教特性的一种特别发挥,有其根源上的发生合理性,但显然,也必然会有佛教义理的二元结构所具有的潜在矛盾和平衡尺度的调节问题。

　　二、“人间佛教’\’之提倡及其时代特色

　　虽然,“人间佛教”有其根源性的发生逻辑,但是,明确打出“人间佛教”的旗号,将“人间佛教”作为佛教发展的一个方向,却是现代近几十年的事。可见,“人间佛教”无论是作为一种倡导还是一种趋势,又体现了时代特色。

　　回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其义理侧重和思想流派,宗派的形成和消失,乃至修行方式的调整等等方面,都在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汉魏两晋时期,在重点翻译佛经的同时,传播和介绍佛教、理解和解释义理,以及调整与传统思想理念的冲突等问题,既是当时的佛教突出的任务,也是其时佛教的特点。无论是鸠摩罗什和庐山慧远关于“大乘大义”的讨论,还是《弘明集》儒释道的争论,以及当时诸位高僧传教的经历,都显示了佛教内部图生存谋发展的极其积极活跃的状态。南北朝时期,在进一步了解经典和诠释义理的基础上,各家师说学派纷纷标榜观点,跟当时的时局一样振荡不定。而到隋唐则渐趋整合,形成了一些理论相对成体系的宗派,而且各宗各派都在尽力地完善自家之说。两宋以降虽然主要是禅宗的天下,各门派仍是不断地提倡和标新不同的禅修方式。晚明时期佛教的振兴,也依然是基于传统宗派学说的复兴和发扬。基本可以说,在古典佛学终结之前,以及在古典修行方式终结之前,佛教千百年来的各种变化,无论如何,都是佛教在其内部的不断挖潜和丰富,是不断校正根源和张显门户的内部发展,是以标榜正宗和不同凡响的特点呈现于世的。

　　但是,当晚明时期著作等身的蒲益智旭之后,不再有内外学兼通的佛教哲学著作出现,基本上就标的了古典佛学的终结;当一个参禅的皇帝指点教训世人如何觉悟透关的时候,也就宣告了古典修行的终结。中国佛教在清中叶之后,进入了一个需要调整发展方向的严峻状态。

　　无论世人如何唏嘘古典佛教的远去,也必须面对近世以来社会发展的世俗化趋势对于佛教的影响,甚至还应在中立的角度审视世俗化趋势中的佛教反应和其方向选择的意义。中国近世的佛教复兴,是由杨仁山及其弟子等在家居士引领风气之先,加之同时还有一些高僧在积极弘教,从而带动起佛教的再次活跃。在这次复兴中,一度是取向复古和还原的主张和作为影响很大,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有成效的进展,但是终究没能得以持续发扬。除了时局的因素,可能还是发展方向的选择有需要审视的问题。而承接了这次复兴势态的,不能不说,还是取向入世的一脉,引导佛教进入了继续发展的新途径,一个面向外部图谋发展的方向。

　　决定佛教发展方向的因素很多,但近世社会社会形态的变化,则应是重要的原因。古代社会变化到近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学文化,乃至话语系统,各个领域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与其说是古典佛教终结了,不如说,在社会形态新程序的调整中,古典的佛教也面临了运行程序的更新和调整。最后,还是佛教作为人间宗教的特性,佛教与人间社会同构的特性,使得佛教再次契机,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时空。

　　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现代调试的结果之一,就是今天广为提倡的“人间佛教”。而这个发展线索的上限,理论上是以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为之肇始。

　　由太虚大师所述其“人生佛学之大旨”,可以略见其取向佛教作现代调试的认识。其曰:“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徵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4

　　太虚大师描绘了人生佛教的四个目的,之一就是人间之改善。所谓“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故现实人生可依佛法而改善净化之也。此虽一般科学、哲学及儒家等学术之所共,而佛教亦有详明发挥与其不共之特质者在;本此特质,进以融摄科、哲、儒学所长,则佛教对此改善人生之目的,自可发挥其无尽之效力也。”5

　　如果说明清以来的佛教是世俗化趋势严重的佛教,倒不如说是有一些大众化或民间化,乃至庸俗化的倾向。而真正表现出近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世俗化取向的,其实体现在太虚大师的一些主张里。诸如,以“人类生存”为中心,以“科学化为基”,“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以佛教作“人间改善”,等等,都体现了以现实人生为本,摒弃超验神性的认识,这正是近代宗教改革思潮所提倡的以世俗人生为中心的意旨。由此或许也可以说,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诸种因素的因缘凑合中,相关宗教也自然地可能会发生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发展方向的选择。太虚大师敏锐地探知了时代的发展脉搏,引导了佛教的现代方向的转向。虽然其在世时对于中国佛教的现代性调整并未落实得很顺利,甚至有些失败,但是这个前行方向,则得到了后来者的认同和继承发展。

　　应该说,将太虚大师那一代人未完成的事业发扬落实的,首先是由大陆迁移到台湾的佛教众。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是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修正为“人间佛教”,并高调倡导的印顺大师,一是既积极提倡又积极行动的星云大师。印顺大师在佛教教理上尽证佛教的人间性,强调“我们必须立定‘佛在人间\’的本教,才不会变质而成为重死亡的鬼教,或重长生的神教。“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应以此抉择佛教,使佛教恢复在人间的本有的光明!”6 星云大师则具体了落实的方案。“提出‘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等弘法方向”。主张“以‘佛法为体、世学为用\’作为宗旨”。7 多年来以佛光山为基地,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积极地推行。带动了佛教“走出山林,投入社会公益,实践佛教慈悲利他的本怀”8 的实践之风。如今,人间佛教的确可谓蔚然有成,受到两岸三地乃至更大范围的佛教界的接受,无疑地是当今佛教的一面旗帜。

　　由此比较看,当世佛教的“人间佛教”选择,既有其本源上的发生机理,但也更突显了佛教契机的一面,有很强烈的时代特色。

　　三、“人间佛教”之影响及其悖论问题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古老宗教和传统文化都要面对现代社会形态变化带来的如何延续发展的困境。由于古老宗教的历史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因而这些宗教的现代性调试往往相对迟缓。若参照民国时期乃至迁移台湾后的佛教相对衰败的状况,再比较如今人间佛教的发展规模,毫无疑问,提倡“人间佛教”,让佛教走进社会,影响世俗生活,是将佛教带出低谷并扩大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而且“人间佛教”在提倡入世的同时,也提倡修行的重要,相关道场的严整,弘法事业的发达,都是很好的显示和证明。

　　但是尽管如此,“人间佛教”的取向,终究还是适应世俗化社会趋势的一种由契机而契理的选择。由于突出强调一方面而导致相应的另一方面弱化的逻辑关系,即会表现为悖论问题。尤其佛教是二谛结构的义理系统,世间和出世间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永恒悖论。作为一种特别标榜出世的宗教,佛教的出

　　世指向是其根本性的宗教宗旨。因而,人间佛教的强调人世间的世俗化发展,是否会遮蔽了佛教出世向度的基本教旨,而淡化了佛教指向出世超越的奈教特性的体现呢?

　　事实上,自太虚大师即注意到了,在突显佛教人间性及其与世法之共性的同时,还要注重与世法不共的特质。佛教的特质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与世法不同的出世间法。世间和出世间,不仅是佛教义理的平衡结构,还是提供给人世间的一个以出世间缓解世间张力的平衡结构。如果人间佛教的入世形式挑战了世人对于佛教的传统认知,或者人间佛教的世法共性被过分地发挥,就会在这个悖论问题上失却平衡。因而,对于特别强调入世的人间佛教,与世法不共的出世的特质或许是其调节平衡的另一边的砝码。

　　与此相应,虽然在当代佛教的振兴中,人问佛教的入世取向带动了佛教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但在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更趋深入的发展进程中,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平衡机制中的制衡作用,对于由适应新时代而崛起的人间佛教,以及类似取向者,是否也是一个悖论呢?

　　注释:

　　1、星云:《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

　　2、同上。

　　3、惠能:《坛经》,《大正藏》第四十八卷。

　　4、太虚:《人生佛学的说明》。

　　5、太虚:《人生佛教的目的》。

　　6、印顺:《人间佛教绪言》。

　　7、星云:《人问佛教丛书序》。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