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农教授：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发布时间：2024-10-02 05:34:15作者：楞严经入门网高振农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在早期的战斗业绩，如政治上高举“反满”大旗，积极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活动，并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畏缩和妥协；为革命被囚于西狱，流亡至日本，置生死于度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在思想上高举无神论大旗，利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吸取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和机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等等。对于这些，很多学者都是承认的。但是，章太炎用佛学思想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用佛学思想作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在这些方面，一般又都认为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本文想就这一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批判基督教神学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
章太炎的无神论思想，除了继承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传统以及吸取近代进化论的学说以外，也吸取了佛学中一些积极的思想。他的无神论思想虽在《NFD63书》中早有反映。但是，他在1906年发表于《民报》上的《无神论》一文，乃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一篇批判宗教神学、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芒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里，他驳斥了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论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他指出：“唯物之说，犹近平等，唯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这里从平等观点出发，反对有神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这又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神权思想、打破封建迷信束缚的战斗口号。在当时说来，它不仅在哲学思想上显示了它的先进性，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鼓舞革命者的斗志，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檄文，所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学。文章一开始，就把哲学分为三类，所谓“唯神、唯物、唯我”。认为“唯我之说，与佛家唯识相近”，“而唯物之说，有时亦为佛家所采”。他还列举了佛教在各个发展阶级所产生的不同派别，来论证佛教并不反对唯物，也不主张有神。他说：“小乘对立心物，则经部、正量、萨婆多派无不建立极微(最小的物质)，大乘专立一心，有时亦假立极微，以为方便。”其所以“以物为方便而不以神为方便”，是因为“唯物之说，犹宾平等”。章太炎在这里把哲学分为唯神、唯物、唯我三类，当然不很科学。因为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只有唯物、唯心之分，所谓“唯神”、“唯我”，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而已。而他把佛学思想看做并不反对唯物，这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佛学思想，从哲学根本问题上来说，与其说是倾向于二元论，毋宁说是一种唯心论。从这一点上来说，章太炎之研究佛学，并没有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抓住佛学思想的本质。但是，章太炎的用意在于利用佛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即不主张有神这一点，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应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
此外，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还运用了佛家逻辑即因明的方法，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说教，进行透彻而全面的驳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针对基督教证明“上帝”存在的四条理由，即所谓“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等等，一一加以驳斥，用的就是佛家逻辑因明的推理方法。他认为《新约》中的所谓“上帝”，即不是由直觉(感性认识)的方法得来，也不是由自己直接证悟得来，乃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论出来的。既可以推论出它的存在，也可以推论证明其不存在，所以可以断言它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说：“凡见(现)量自证之所无，而比量又不可合于论理者，虚撰其名，是谓无质独影。”既然“神”或“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感觉和推理所能证明，就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无质独影”)。这里所讲的“现量”、“比量”等等，都是佛教因明的术语。章太炎用佛家逻辑因明的方法，来驳斥基督教的有神论，是很机智的。因为在美国传教士怀定所作的《神政汇考》里，曾荒谬地从逻辑上来推论“上帝”的存在，章太炎以牙还牙，驳斥有力。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除了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外，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当时，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而我国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拜倒在洋人脚下，为虎作伥，狼狈为奸，欺压人民。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国人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里，章太炎从本质上认识到了当时基督教的危害，感到必须从根本教义上，即从“上帝”创世说上去批判，才能触及要害。这种批判和揭露，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干着帝国主义侵略勾当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崇拜西帝”、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或许有人会说，章太炎的《无神论》一文是有进步意义，但他接着又写了《建立宗教论》，主张建立新宗教——佛教，这就是倒退。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仅在发表的时间上相差仅两个月，而且在内容上都是既肯定佛教又反对宗教神学的。在《无神论》一文中，他主要是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但也肯定了佛教，已如上述。而在《建立宗教论》中，中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即佛教，但也并未放松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例如，他说：“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于万有之中而横计其一为神，亦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他从否定一切出发，也否定任何上帝鬼神的存在，明确指出“此心是真，此神是幻”，如果“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可见两论对有神、无神，对基督教和佛教等等的看法，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倒退的问题。
用佛教的无神论思想去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在章太炎的一系列言论中都有反映。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就说，基督教“就理论上说”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哲学”的，因此“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只有“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他还认为，佛教的“十二缘生的道理”，“有许多的哲理”，“在哲学上今日也相宜”。很明显，这是用佛教的“十二缘起”理论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由此可见，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并没有因为写了《建立宗教论》而有所改变。直到晚年所写的《〖FJF〗NCC36〖FJJ〗汉微言》，仍坚持反对天、神、鬼的观点。他批判了杨仁山认为欧洲人生活比我们好是因为“前生信佛”的荒谬观点；也驳斥了那种“宿命应富”，“千金自然可致”，“宿命横死，虽多方趣避怨家，必自然就之”的定命论思想，指出从未有“见终身甘寝不起床坐，钱币自就其前者”。他还把“佛书记神变，如大地震动，天雨华(花)等”，看做“是言必非事实，要是记者形容逾溢之辞”。这都说明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是贯彻始终的。
章太炎把佛教看做是无神论宗教，当然是一种片面观点。但也不能说纯粹是信口胡言。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原始佛教在古印度，一开始确实是不尊奉人格神、不崇拜偶像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理论，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统治及其梵天创世说方面是有贡献的。他猛烈地攻击了“上帝”和神创造世界万物的观点，建立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十二缘起”等自己的理论。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笼统地看做是佛教的虚伪说教，把它所包含的无神论思想看做是伪装，而不承认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进一步发展，也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和死后成佛等迷信，教人崇拜佛、菩萨等等，这就变成了一种有神论。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有神论思想影响，迷信思想更有发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佛教进来”，本来是“无神教”，后来“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这是“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合为一”的缘故。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当然，亦应看到，到章太炎时，佛教中崇拜鬼神，相信死后成佛或立地成佛等等迷信，已颇流行。由此不能说所有的佛教宗派都是无神论。但是，章太炎利用佛教唯识宗的不依靠鬼神，不尊奉人格神这一点，去反对和批判基督教神学，否定其“上帝”创世说，应该说有它的进步意义。至于说用一种唯心论去反对另一种唯心论，这正是章太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界观上的局限性，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局限性，就否认他用佛学思想在与基督教神学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章太炎佛学思想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否定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作武器来推进改革，不能说都是消极作用。他自从和改良派“割辫与绝后”，就树起“反满”的旗帜，与改良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1906年出狱后，在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以犀利的文笔，写下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愤怒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爱昧”的劣迹。他与立宪党人斗，与向敌人献策的吴稚晖等人斗，笔锋所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进行这些斗争，所用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佛学思想。例如，就在前面提到的，他在出狱后，于日本作了轰动一时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长达六千余言，公开亮出佛学思想的牌子，提出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是指的佛教。在章太炎看来，“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也就是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艰苦奋斗到底。他还在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不能有富贵利禄的思想，“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他号召人们，要像华严宗那样，为了“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他要求人们把富贵利禄看做和唯识宗所说那〖KG*9〗样，“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他认为只有把富贵利禄看做都是“幻见幻想”，没有丝毫的留恋，这才是革命者的道德：“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把佛学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说是“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又说“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之事”。为了寻找推翻满清政府的理论根据，他引用了佛教大乘戒律中说的“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和“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就是菩萨行”等说法，用以证明“主张革命”、“要求民主”是符合佛教教义的，佛教所说，是“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的。
除此以外，在同一时间，他还写了好多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和书信，鼓动和激励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同样是运用了佛学思想这一武器。如在《答铁铮》一书中，他提倡一种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符合的思想，叫做“依自不依他”。这也来之于佛教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他认为佛教这种“纯在依自，不在依他”，“自贵其心，不以他力”的说法，是与中国心理相符合的，它“可用于艰难危急的时刻”，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所谓“依自不依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章太炎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去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其目的还是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推翻他们的统治，应该说有它积极作用的一面。又如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章太炎说，“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另外在《答梦庵》一书中，也要求人们“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性，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所有这些，虽然都是为了宣扬他的佛教观而说的，但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用佛教思想鼓励人们不怕死、不贪财，去掉奴隶思想，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去干革命。从这一点上来说，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思想。至于章太炎本人，所以能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KG*9〗藏祸心”，“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绝不屈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位出色的鼓动家、宣传家、“排满的骁将”、“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与他笃信佛教，发挥“依自不依他”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是一点没有关系的。
我们还应看到，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佛学思想为武器，有它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面对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必须进行革命。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阵营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些人功名利禄心严重，道德败坏；也有一些人害怕斗争，害怕牺牲，因而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推进革命，章太炎是有所选择的。依靠西方文明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在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那时西方国家已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章太炎看到一些帝国主义者嘴里高唱自由平等，实际上“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五无论》)。所以他认为依靠西方那一套已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学，他认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所以是孔教断不可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既然依靠西方行不通，孔教基督教又必不可用，章太炎认为选择佛学思想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武器。
佛学思想，在当时说来，当然不是先进的思想武器，用它来推进革命，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佛学思想中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也会腐蚀人们的意志。但是，应该看到，章太炎对于佛学思想，也是有所选择的。他摒弃了佛教中那些烧纸、拜忏、化笔、扶乩等等迷信思想，着重对佛教理论加以研究，并作出新的解释，使之符合于革命的需要。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有它一方面的积极意义
此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对他革命的积极性并未起消极作用。综观章太炎的一生，从1900年“解发辫”起，到1908年《民报》停刊时止，可说是他革命宣传活动功绩最显赫的时代。勇猛无畏的斗争精神，笔锋犀利的论战文章，在当时起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他笃信佛教，甚至公开打出佛学思想招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遭祝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自述学术次第》)。后来出狱到日本，又经常读藏经，写下了不少用佛学思想来鼓动革命的战斗性论文。如《无神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等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这充分说明佛学思想对章的革命活动，不但没有起消极作用，相反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而有些文章在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往往把二者割裂开来，一方面赞扬他在这一时期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以佛学思想为武器的过错。其实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关于佛学思想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也应作具体分析。有些文章一谈起佛教，就认为只有麻痹人民斗志的鸦片烟作用。其实佛教传来中国后，除了为统治阶级利用来欺骗、麻痹人民外，也有为被压迫阶级利用、改造而起过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因为佛教的某些宗派，比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们主张反对传统，反对权威，解放思想。这些确实可以用来作为反抗统治者的武器。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佛教中有不少教派(一般称之为佛教的异端)，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武装起义，对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例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沙门法庆创立了一种新的大乘教，以此发动起义。其教义中有“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说法。他利用这一说法，鼓励起义军奋勇杀敌。他还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魏书》卷十九《京兆王传》)，同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法庆在这里，还是打的大乘佛教的旗号，不过将教义加以改造过而已。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给统治者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又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也是用白莲教作为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向教徒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要大家用光明去战胜黑暗，不再过痛苦的生活。他们自称“魔军”，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与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都是佛教思想为进步阶级改造和利用的例证。
章太炎之利用佛学思想推进革命，和历史上利用佛教起义，固然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对佛学思想作出新的解释，使之服从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有它共同的地方。从这方面来衡量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就不能全盘否定它的积极作用。或许有人会说，章太炎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是由于受了佛学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对章太炎的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章太炎在晚年，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是时代的落伍者。虽然，他曾经反对过共产党，并在当时的反*逆流中，于1926年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通电，叫嚷“反对赤化”(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第856页)。以后并反对过北伐战争(同上书，第878页)。但是，当日寇侵略我国，抗日战火烽起，特别是在强敌压境，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他坚决主张抗日，公开反对蒋介石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渐有改变。例如，他曾在1932年初，与熊希龄、马相伯等通电：“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主张抗日，反对日本侵略者(《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15页)。当“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者时，他曾称赞“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同上书，第917页)。后来又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又如在1932年2月，他北上见张学良，于北平发表谈话，认为“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竭力主张抗战(同上书，第918页)。1933年2月，他又先后与马相伯发表联合宣言，从历史上论证“东三省属中国”、“热河不得为满洲国之一部分”等等，揭露和斥责日寇侵略东北三省的罪行(同上书，第928—929页)。据说他在生前曾草有遗嘱，谓“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同上书，第975页)。他还公开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曾在1935年底《致宋哲元电》中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同上书，第964页)当上海学生北上请愿，由于受到国民党阻挠而被困于苏州时，章太炎曾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认为政府当局，对学生“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党头衔，武力制止”。并派代表前往慰劳，表示他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愤慨(同上书，第965页)。他还批评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不加抵抗”、“反对‘剿匪’名义，自图御责”。并斥之为“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之人(同上书，第929页)。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承认“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相信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同上书，第974—975页)。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章太炎的晚年，在某些方面，他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爱国主义气节。同时也可以证明，佛学思想对章太炎并不都是消极作用。如果要说思想影响的话，我认为，在晚年，儒家思想要比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些。
当然，章太炎一方面激烈反对基督教神学，一方面又为佛学无神论高唱赞歌。他批判宗教神学，并不是想消灭宗教，而是要建立一种无神论的宗教。这种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二重性，正是恩格斯早就批评过的：“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章太炎则是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无神教，这更是一种不能存在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