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之演变，至隋唐而形成中国佛教台贤禅净等各大宗派，中国佛教由是而达鼎盛。宋元后渐衰，明清以降，更趋式微。诚如近代佛教复兴先驱杨仁山居士所说：“佛法传之今时，衰之甚矣！”。1太虚大师于民国初年对当时佛教衰微之现状也痛心疾首：

　　迨乎前清，其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2

　　清末民初，正当中国社会国门打开、内忧外患、矛盾积聚之时。当时国家民族面对内忧外患有反思变革之驱力，因时势之激发，佛教亦萌复兴之机。最早由南京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广为流通并开创具有现代新思想的新式僧教育，教界以太虚大师为主帅，励力推行佛教变革，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

　　在近代佛教复兴的运动中，一大批青年僧人开始具有现代佛学思想，其特出标志是对佛教命运和国家社会的关注，与传统佛教以出世解脱为主导、较少关心世间现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太虚法师对传统佛教积弊的深刻剖析并大力倡导关注现实人生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震华法师即是在近代佛教复兴思潮中成长、具有鲜明现代佛学思想的一位现代僧人。

　　释震华，生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寂于1947年。其生年，正当南京杨仁山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推行新式佛教教育的第一年，当时太虚大师年方二十，就读于祗洹精舍，他推行近代佛教革新运动，具有现代新思想和宏大的视野，最早即酝酿于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祗洹精舍的创办标志着近代佛教的开端，也可以说震华法师是与近代佛教同生的。

　　震华十一岁出家，十九岁入镇江超岸寺依守培法师学习经教，三年后受具足戒，复入镇江寺佛学院学习，后在竹林授记，为霭亭老和尚法徒。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不久即通达经教，尤精通唯识。从他的学习经历来看，其师从的守培法师和霭亭老和尚，皆是具有相当浓厚传统佛教思想的老法师，可见震华的现代佛学思想主要得自于他的自学和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的影响。

　　传统佛教僧人出家主要是为个人的生死解脱，即常说的“了生死”、“生死事大”。生死解脱的智慧本是佛法不共的精华，应该是佛教的主导，但若不善加体认，就佛教的历史和佛教的现状来看，的确会造成悲观消极、不事进取的流弊，对于整个佛教，则会导致脱离社会的“山林佛教”和以经忏为务的“死人佛教”，这就是太虚等许多现代新僧所极力批斥者，认为这是造成佛教衰颓的关键所在。太虚等倡导的则是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原则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的“人生佛教”（后称为“人间佛教”），提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涉俗利生、关怀人间社会的精神，在人生中作菩萨行而最后成佛。由此，佛教能得到兴盛，社会大众也能得到佛教的关心，社会事业和佛教兴衰原来是一体的。

　　震华法师虽出身于传统佛教教育，但其佛教思想则是现代的。其重要着述《僧伽护国史》、《历代僧制泛论》、《佛教经济十二门论》、《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等，可以说是全新的现代佛学着述，与传统的经论注疏或宗派、法门等论着有很大的不同，它关注的是整体佛教和国家社会。这些着述，不仅在近代佛教史上不可多得，对当代佛教仍极具现实意义。

　　震华法师深研佛教史籍，乃出于对佛教现状的关注，希望通过对佛教历史的研究而获得启示，审视佛教的现实并思考改革的方案。诚如他在《夹山宗谱·序》中所言：“佛教史学之在中国，极不发达，晚近学者，激于社会学潮趋势，渐留心于此……，思欲求得千余年来佛教演变之真相，孤怀凛凛，戛然独造，诚可佩也”。《历代僧制泛论》即是震华法师以佛教史研究反省佛教出路的一本重要着作。他认为：

　　佛教传来中国，已历千数百年，而能保存余绪，不致废堕者，赖有僧制之徒续存在，以维持其命脉也。僧制若能克振，内之可以涵濡德行，陶筹英才;外之可以宣扬佛法，化导社会。

　　而佛教之式微，也实由僧制之废驰。因此，极力推进近代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一生以改革、重整僧制为使命。震华法师考察历代僧制、研讨今后僧制，正是禀承了太虚大师的思想。他在《历代僧制泛论》中，相当全面地考察了佛教僧制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僧制（以戒律为主）、演进僧制（以清规为主）到今后僧制（以太虚建僧构想为主），并相当精辟地论述了其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得失利弊之所在。就佛教现状而言：

　　前三制度，第一戒律早为第二清规所掩，自后清规又复行之不力，名存实亡，以致一般僧徒彷徨岐途，无从归向，整个佛门，等于一盘散沙。3

　　震华认为僧制的废驰，虽也有禅德高流特立独行，常情难测，非僧制可以绳墨的影响，但主要原因在于“考试制度废而不行，人人可以随便出家，道学品行俱非所论”。由此伪滥泛起、僧品日下、法门凌夷、不得不衰也。近代净宗大德印光法师也屡言前清废除试僧制度乃佛教致衰之由，而呼呈革除“三滥”（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太虚则提出了最富有现代意识并具有前瞻性的建僧构想，详见于《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三书及《佛教革新方案》、《救僧运动》等文。震华禀承太虚建僧思想之余绪，号召佛教徒：

　　从速各各负起责任，共行患难。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二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唯有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打破旧有因循观念，结成真正和合团体，大精进大勇猛，不受任何恶劣环境所支配……能如此做去，庶能挽救危亡于万一矣！4

　　由此可见震华革新佛教的新思想及其真知灼见，其“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二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其中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太虚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适应今时、今地、今人需要的“今菩萨行”。震华为霭亭老和尚之法徒，霭亭老和尚为民末清初时金山寺保守派的首领，在“大闹金山寺”事件中是反对太虚、仁山等新思想的主要人物，但震华却认同于太虚改革佛教的新思想，不依门户，且曾婉转建议霭亭老和尚要“赶上时代、打破成见、容纳人才”5，由此也可见震华法师“依法不依人”之正见及宽广胸襟。

　　《佛教经济十二门论》为震华法师的未竟之作，仅完成了第一门颂释及余十一门颂文。但仅从“十二门”之名目即能略窥其广博的内容及大致思想。传统佛教经济主要要源于信众之信施供养，中国丛林制度建立后，以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农禅并重的禅风，又有了新的内容，但降及近现代，社会形态急剧变化，佛教经济也面临着复杂的新局面。震华法师以对佛教界内部现实的洞察及社会新形势的认识而作《佛教经济十二门论》，可谓前所未有之作，从其十二门名目及颂文内容来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如“农禅自给论”、“技能养活论”等），又有全新的构想（如“产业收入论”、“经商生产论”、“做工劳作论”等），并抨击时弊，提出新知，号召“僧勿再他靠，跌倒自己爬”（“经商生产论”）、“寄语诸同胞，快谋另发展”（“产业收入论”）。其佛教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人间佛教思想在具体方面的深化，值得深入研究。

　　《僧伽护国史》及《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为震华关心佛教法运与现实社会政治的着作。《僧伽护国史》作于一九三四年，其时东北三省为日本占领未久，全面侵华战争隐然有发动之势。震华法师以方外之人而作《僧伽护国史》，关心国家民族之命运，“用以警觉缁侣，且杜流俗谤者之口”6，实为菩萨作略，乃适时应机之作。问世后声誉鹊起，可见该书在当时佛教界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震华在该书中阐述了僧伽护国的道理，并详举古往今来僧伽护国之史实，令流俗者、漠然者耳目一新、有棒喝警醒之效。在《弁言》中，他写到：

　　僧伽为国民之一分子，既受国家的保护，对于爱护国家义务，自也不能例外。且我佛如来，就是一个护国的良好模范。

　　又谓：

　　从来人类生活，多仰给于社会，决没有一人可以脱离社会一切需要而自生存。但在社会矛盾紊乱现象中，吾人生命财产俱有累卵之危。要想拔开这种累卵危境，恢复安宁生活，必赖有国家的组织，为全体作保障。然则一个国家的产生，即以保障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吾人既受全国保障的德泽，安得一任国家之危亡而坐视不顾。所以不论为僧为俗，皆有爱护国家的必要。

　　爱护国家、关怀社会本来是佛教中应有之义。佛教“报四恩”之说中的“报国王恩”，即是今日社会的报国家恩。佛教中《仁王护国般若经》即专为护国而说。只是中国佛教形成了出世的“山林佛教”的传统后，大乘佛教涉俗利生的广大事业及重要法义渐渐淡漠，被人遗忘。民国初年太虚力倡佛教切入现实社会，反而为恪守传统的人士所诧异，视为新说。震华《僧伽护国史》即是针对这一现状所作，正当日军蓄势全面侵华、山雨欲来之时，更有极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为震华法师研讨“佛教与政治”之专着，篇幅不大，但极为精辟。该书之作，也是因时势之激发：

　　僧徒对政治，究应抱如何观念?在国家多事之大时代下，不容不加以讨论。7

　　一般人对僧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认识较为模糊，甚至相互矛盾，如认为出家人为方外之士，不应顾问现实政治，只需精进自修即是好僧人;也有认为出家人不问世事，却依赖世间种种以生存，实为国家社会一大负担。佛门中人，也有类似看法，且大多以前一种为主，认为佛教清净无为，参议政治不免不净有染。这就是震华法师所说的“守道清高派”，在传统佛教中占极大多数。也有少数出家人主张与俗同化，甚至无节无义，与世浮沉，不甘空门寂寞而废道向俗，这类人也以佛教中某些利生的法义自许，实则道业未固、俗心炽然，震华法师称为“变节还俗派”。第三种为“入世方便派”，主张以僧化俗、权宜参议政治。震华法师赞同的是这一派的观点：

　　此为英明衲子之特有行为，决非普通僧流所可企及。必其本身已能深入佛乘得大受用，而后出其绪余以为应世导俗方便，示现随类应俗之身游戏官宦之场，熔政治佛教于一炉，互显其用。8

　　震华法师认为，佛教之关心政治，乃“为护国救民而参议政治，因参议政治而护教度生”，“国为吾之国，吾不得不护。教为吾之教，吾也不得不护”，“国得其护则民赖以救，教得其护则生赖以度，国与教相为依辅，民与生结成同体，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为显着矣”。9在今天看来，震华法师实为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其对爱国与爱教关系的阐发深入而精辟，直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极具现实意义。

　　从上关于震华法师与现代佛教复兴背景及其现代佛学思想的略述，可见震华法师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僧人。较之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僧人对佛教命运及国家民族漠不关心，如太虚大师所痛斥之“如聋若哑之僧徒”﹣，震华法师虽出于传统门庭，却“依法不依人”，积极投入佛教革新运动，乃至呕心沥血着述适时应机、切中时弊、护国爱教之佛学论着，其精神、见识和胸怀都极为令人感佩，可以说，他是真正践愿太虚法师所倡导的“今菩萨行”者，堪称一位现代高僧。其着作中的许多思想，是对人间佛教某些具体方面的深入阐发，对今日佛教界的自身建设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吕建福南京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1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送日平得大上人之武林》

　　2《太虚大师全书》第四册

　　3《历代僧制泛论》第一章

　　4同上，第四章

　　5《中国近代现代佛教人物志》第278页

　　6濮一乘，《上海玉佛寺震华实禅师塔铭》

　　7《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总述》

　　8《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参议政治之权宜》

　　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