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佛教，西藏佛教史家又称为前弘期佛教。它不同于10世纪以后形成的中国藏语系佛教，但它把佛教引进到了藏区社会，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拟对吐蕃佛教作一粗浅的论述，请学界方家及同仁指正。

　　一、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历史根源

　　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迄今在西藏“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处，细石器地点2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地点20余处，吐蕃时期墓葬20余处近两千余座”。主要集中在藏南河谷地带。①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是藏族先民生活的场所。敦煌古藏文史料又告诉我们，藏族在公元6世纪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地方奴隶主集团：（1）达布聂塞（一作达日宁赛，《新唐书》作讵素若）占据今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的穷结、泽当一带；（2）达甲沃占据今西藏拉萨河流域墨竹工卡的直孔一带；（3）赤邦松占据今西藏拉萨迤北的彭波。②显然，藏族文化的发祥地在雅隆河——拉萨河流域，是由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在拉萨河流域的两个地方奴隶主集团首先展开了兼并战争。达甲沃为人专横，他的一个臣于年即宗被迫投奔赤邦松，怂恿赤邦松武力讨伐达甲沃，达甲沃兵败被杀。赤邦松统一了拉萨河流域。但赤邦松集团内部并不团结，原达甲沃集团的贵族娘氏父子，忍受不了年即宗的残暴统治，串通被赤邦松疏远了的贵族韦氏、嫩氏，共同投奔雅隆河流域的达布聂塞集团。此时，达布聂塞已病死，其子囊日论赞（《新唐书》作论赞索）就联合娘、韦、嫩、侧绷等贵族，统兵万人，出征赤邦松。赤邦松战败后，逃亡西藏北部地区。囊日论赞统一了雅隆河——一拉萨河流域，③建立了吐番奴隶制国家，与内地李唐封建制国家同时并存。④

　　吐蕃王朝是以囊日论赞为首的娘、韦、嫩、侧绷、琼波·邦赛、桑郭米钦等奴隶主贵族联合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它之所以叫吐蕃，是因为在西藏高原的各氏族普遍信奉巫教——“苯教”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国家也就以苯波教命名。吐番就是“苯教”的汉文音译。⑤

　　苯波教是藏族进入父系氏族后的原始宗教，起先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等自然物，到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开始转向对守护神和祖先的崇拜，保留着念咒、驱鬼、占卜禳祓等传统仪式。⑥旧贵族就利用本波教（神权）向赞普（王权）挑战，而囊日论赞为了巩固王权，就采取提拔重用地位低微的人作为对策，结果囊日论赞在这场王权和神权（实质上是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斗争中丧生。他的13岁儿子松赞干布就是在这危难之际即赞普位，面对专权的旧贵族利用苯波教左右赞普的形势，他不得不引进新理论——佛教，以巩固王权。因此，佛教输入西藏是处于吐蕃王朝赞普（王权）和旧贵族（神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⑦这就是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

　　二、松赞干布巩固王权的措施与其所信仰佛教的特色

　　佛教传入吐蕃王朝的机遇完全出于松赞干布巩固王权的政治需要。松赞干布在7世纪初叶即赞普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王权的措施。（1）平息旧贵族的判乱，控制局势。（2）迁都逻些（今拉萨市），从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雅隆河谷摆脱出来，达到巩固王权的目的。（3）定都逻些以后，以“近攻远交”为基本国策。“近攻”的结果使吐蕃兼并了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等部族，统一青藏高原，实现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远交”的结果是把佛教输入吐蕃，成为王室信仰的宗教，为巩固王权服务。

　　笔者认为，在松赞干布时代，佛教是从以下三个地区传入西藏的：

　　（1）尼泊尔。据《西藏王臣记》记载，松赞干布娶尼泊尔国王尼萨玛枳学的赤尊公主为王后，她把一尊释尊8岁身量像带到拉萨，另外还有弥勒转*轮像和旃檀度母像。松赞干布在拉萨建庙供养，“使佛教兴隆，气象光昌”。

　　（2）唐都长安。松赞干布又派大臣嘎（《唐书》中称为禄东赞）于贞观八年（634）和贞观十五年（641）两次入唐求婚。唐太宗就在641年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文成公主入藏。⑧文成公主把一尊释尊12岁身量像带到拉萨。⑨

　　（3）锡兰。法尊法师说：松赞干布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檀的十一面观音像，又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檀的观音像。⑩

　　显然，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佛教以释尊和观音菩萨的偶象崇拜为特征。释尊儿童时代的偶像，反映了尼泊尔公主和唐朝公主对藏区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故乡的思念。而松赞干布对观音菩萨的崇拜，是为巩固王权寻找理论武器。

　　三、佛教和吐蕃王权的结合与分裂

　　松赞干布死后，贵族嘎氏父子专政48年（650—698），王权隐没，佛教匿伏。年轻有为的都松芒布结赞普于698年亲政以后，剪平嘎氏及其党羽，在平定洱海地方势力时，于704年病死军中，赤德祖赞即赞普位。李唐乘吐蕃内乱，就派高仙芝剿平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北境的吉尔吉特一带），切断吐蕃进入新疆的道路。同时，李唐又支持南诏王异寻于794年脱离吐蕃与李唐和盟，结束了吐蕃控制滇西北长达一个世纪的局面。

　　赤德祖赞即位后，虽然内乱平息了，但外患并没有清除。因此，赤德祖赞面对内部百业待兴，外失安西四镇和滇西北的现实，为了巩固王权，恢复吐蕃的强盛，不得不采取和李唐和亲的政策（710年，唐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他），中原文化再次进入吐蕃。佛教也再次从以下三个地方传入吐蕃王室。

　　（1）冈底斯山。赤德祖赞派人去请在冈底斯山朝圣的印度法师佛密和佛寂，虽没能请来这两位印度高僧，却带来了五部大乘佛教经典（《五部遗教》）。

　　（2）李唐。金城公主入藏以后，把嘎氏父子统治吐蕃时封藏在小昭寺的文成公主带去的释尊12岁等身像移供于大昭寺，并安排汉僧管理大昭寺。赤德祖赞晚年又派桑希等四人从唐朝取回《金光明经》和小乘戒律等。

　　（3）于阗和中亚。约在金城公主入藏后的二、三十年间，西域于阗等地曾发生排佛事件，僧人逃亡吐蕃，进入拉萨。又，由于伊拉克的屈底波于705年发动“东征”，再次引起中亚和新疆僧人流亡吐蕃，进入拉萨。

　　在赤德祖赞朝，佛教与苯教有了严格的区别。佛教不再是松赞干布时代苯教神灵式的偶像出现，而是以经典和外域僧侣的形式出现，和苯教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终于在西藏高原播下了藏语系佛教的种子，成为巩固王权的理论武器，引起旧贵族的恐惧，他们就制造谣言，企图铲除佛教。739年吐蕃发生了一场大天花瘟疫，据说金城公主就是死于这场天花的。干是信奉苯教的旧贵族就造谣说，这场瘟疫是外域来的僧人激怒了西藏地方的鬼神而引起的，在拉萨掀起了驱赶外域僧人的运动，架空赤德祖赞，郎氏和未氏为首的大贵族于755年乘机害死赤德祖赞，企图掌握吐蕃政权。大臣达扎路恭（《新唐书》作马重英）挟幼小的赞普赤松德赞处死了发动叛乱的贵族，控制了吐蕃局势。但大贵族却发动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大贵族禁佛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们信奉的苯教却是软弱的。为此，他们就支持本教徒仿照佛典制造本波教经典，企图从理论上战胜佛教，结果却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达到完善本波教的目的，反而促使佛教在象雄地区和苯教融合，起到了弘扬佛教的反作用。因此，笔者把赤德祖赞朝的吐蕃佛教称为“播种佛教”。

　　赤松德赞亲政以后，依靠信奉佛教的大臣活埋了信奉苯教而握有实权的大臣马尚仲巴结，并把达扎路恭流放藏北，为佛教第三次在吐蕃得势铲平道路。法尊法师把赤松德赞朝佛教称为“建树佛教”，是非常有见地的结论。

　　在赤松德赞朝，佛教第三次从以下两个地区传入吐蕃。

　　（1）长安。770年左右，赤松德赞派巴·赛囊等人到唐都长安取来佛经、请来汉僧。

　　（2）尼泊尔。巴·赛囊又到尼泊尔把印度大乘佛教续中观派的创始人清辩论师的五传弟子寂护请到吐蕃，并在山南的钦浦会见了赤松德赞。寂护在这里弘法四个月后回印度。不久，赤松德赞又派人去印度把寂护和印度佛教的密教大师莲花生请到吐蕃布教。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a、印度佛教的密教在形式上和苯教相似，都以咒术取信于民。但印度密教在仪式上比本波教繁琐得多，因此，它能在形式上战胜本波教。

　　b、印度佛教的续中观派理论又能对人民起到教化的社会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显密从理论到形式的统一（即印度佛教的续中观派和密教在西藏高原的合流，是以后藏语系佛教发展的主流），是佛教在赤松德赞朝的新特点。又，赤松德赞还对佛教能在吐蕃建树作了三件起决定作用的工作。

　　甲、在吐蕃建立了第一个佛教寺院——桑耶寺，采用藏、汉、印三种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在西藏既有印度佛教的势力，也有内地佛教的势力。”[11]

　　乙、桑耶寺建成以后，赤松德赞派人到印度请来几位根本说一切有部高僧，协助寂护度藏族子弟七人出家为僧，称为“七觉士”。[12]

　　丙、用藏文翻译梵文经典。

　　至此，在吐蕃不但有了印度和唐朝的佛像、佛法、僧伽，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佛教寺院，用藏文书写的佛经（佛法）和藏族僧伽，标志着佛教在西藏高原扎下了根。

　　赤松德赞在797年死后，牟尼（约797—798年在位）、赤德松赞（约798—815年在位）、热巴巾（约815—838年在位）都在吐蕃继续奉行发展佛教的政策，尤以热巴巾最为突出。法尊法师称这三朝的佛教为“发扬佛教”。笔者认为，所谓的“发扬佛教”，就是把佛教的价值观作为藏族的价值取向，左右社会生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了正确理解和弘扬佛教教义，热巴巾进行了藏文文字规范化运动。

　　（2）热巴巾让僧人参政。

　　（3）热巴巾颁布诏书，让臣民遵行佛教的“道德”准则，制定保护僧伽的法律。

　　（4）热巴巾规定“七户养僧制度”，确定了吐蕃佛教的经济基础。所谓的“七户养僧制度”，就是对每一位僧人，各分配七户居民，供给生活必需品。

　　由于热巴巾以佛教的价值观作为藏族的价值取向，从而引起旧贵族的不满，他们就发动官庭政变，立达玛为傀儡赞普，开始大规模毁佛，西藏佛教史家称为“达玛灭佛”。

　　达玛灭佛在形式上把佛教从王宫铲除了，但实质上却把佛教推向民间。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导致了公元10世纪藏语系佛教的形成。

　　四、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

　　据王森的研究，寂护在763年首次在钦浦说法的主要内容是“十善”、“十八界”和“十二因缘”等，[13]播下了吐蕃佛教的种子。自赤松德赞“建树佛教”，中经牟尼、赤德松赞和热巴巾三朝“发扬佛教”，到“达玛灭佛”的60多年间，藏族译师及学者的译着包括大乘和小乘、性宗和相宗、显教和密教诸方面的佛典，[14]其主要教义为大乘性宗的中观正见。吐蕃佛教学者认为，“依中观正见和三僧上学所引起的正语、正业、正命的十法行和六度等正行。三学乃到六度等，就是所修的行。由此修行，发小乘心的，所证就是四沙门果；发大乘心的，经三阿僧只劫，圆满福德智慧二种资粮，所证就是无上正等正觉。”[15]法尊法师还对吐蕃佛教里的密教教义介绍如下：

　　如佛密论师所传的事部和行部，法称论师所传的瑜伽部，都是在中观正见和发大菩提心的基础上，传授灌顶。受灌顶后，严守各部的三昧耶戒，进修有相瑜伽的增上定学，和无相瑜伽的增上慧学，由此而世出世间各种悉地。如无垢友论师所传的无上部密法，就是现在西藏佛教的旧派。……尤偏重于阿底瑜伽（即现在流传的大圆满教授）；说一切众生现前离垢的“空明觉了”，即大圆满。意谓生死涅槃一切法，皆本具于此“空明觉了”之中。由了知此心性本来无生无灭，具足一切功用；安住在这种见解上，远离一节善恶分别，渐次消灭一切无明错觉；最后证得永离一切戏论的究竟法界，就是修此教授所证的果德。[16]

　　五、结束语

　　佛教在松赞干布朝传入吐蕃，到赤松德赞请寂护在钦浦弘法后的60多年里，传教扎根于西藏高原，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正见为建树，发扬密教的“大圆满法”。其特点是把佛教从印度移植到西藏高原，基本上为全盘接受，吐蕃佛教学者对佛教的重新解释的论着不多（法尊法师说只有七种）。但吐蕃佛教是巩固王权的理论，所起的社会功能是进步的。

　　[责任编辑陶长松]

　　注释：

　　①西藏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第9期。

　　②王辅仁、索文清着《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8—10页。

　　③《藏族史要》第10—14页。

　　④阿沛·阿旺普美说：“有人说，吐蕃王朝与唐王朝是隶属关系，从唐朝开始，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西藏从元朝起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西藏历史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⑤《藏族史要》第1页，才让太：《试论本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本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7—2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0页。

　　⑧《旧唐书·吐蕃传》。

　　⑨《西藏王臣记》第25页。

　　⑩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版135页。

　　[11]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2]王森说：“在墀松德赞时，藏人陆续出家的前后约共三百人左右。”（《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1页）。

　　[13]《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8页。

　　[14]《中国佛教》（一）第141—142页。

　　[15]《中国佛教》（一）第142页。

　　[16]《中国佛教》（一）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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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尚全，男，1960年生。1986年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现在兰州机车工厂教育中心工作，已发表的论文有《简论佛教的中国化》，《敦煌本刍议》。译文有《禅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