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源于印度奥义书，指生命在诸道中的生死轮转。无论是在印度的婆罗门教还是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诸派中，生死轮回都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流变，是需要出离和解脱的。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轮回又被视为迷信和无知，也是需要破除的。然而，轮回作为一种信念早已植根于人类精神的深处，成为一种普遍的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人类意识。

　　在后来的轮回学说中，轮回主要体现了人类的深深的无奈，一种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摆脱生死的根本的、强烈的痛苦，然而其中也展示了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包含了灵魂不灭、真我永存的理想和愿望，而这正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和永恒的本性。

　　由于对生命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使得人类在灵智未开的原始时期便展现了对生命的无限的热爱和依恋。大量的人类学资料可以证实，原始人对生命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和执著，以至于根本不承认死亡这一无法否定的事实。斯宾塞在谈到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时指出，当地的土著居民是绝对不会承认自然死亡的存在的，他们认为，凡是有人死亡，就必然存在其他的原因，死者肯定是被谋害或死于意外的事故的，谋害人的人注定要受到报应。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死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此死亡并非不可避免，而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原因导致的。原始时期的神话与宗教体现了对死亡的彻底否定，生命永存已经成为我们的先民的最基本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虽然先民固执地认为生是必然的，死是偶然的，需要论证的是死亡的存在而非生命的不朽，然而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还是一个单凭信念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他们坚持只有偶然的原因才会造成人的死亡，但是太多的偶然渐渐变成了无法抹去的必然，随着知识的增加、灵智的开化，执著的情感凝成的坚冰也渐渐为理性的火花所形成的微弱的热力所融化，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死亡是所有的人都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

　　虽然先民不得不承认死亡的存在，但是他们并未屈服于死亡的重压，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与之抗争。一个昨日还欢声笑语的人今天却开始了永远的沉默，一个美艳无双的丽人却化作令人恐惧的髑髅，肉体的死亡显然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人的精神也会随之而去吗？不，虽然人的肉体会消亡，但是还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存在，人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于是，我们的先民虽然在死亡的问题上不得不退却，却不是一溃千里，而是步步为营，又转移到了第二条战线，即虽然承认肉体的死亡，却不认为精神也会死亡，以为精神即灵魂的存在是永恒的。这同样是坚持生命的永恒，只不过将之寄托在灵魂之上，或者说只承认生命形态的变化，不承认生命的完全消失。

　　自从我们聪明的先人按照泰勒的解释是根据生与死、梦与醒的差别得出灵魂存在的素朴的推理之后，这一简单的推理便成了人类迄今为止对抗死亡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也是为所有的宗教(也许印度佛教是个例外)和许多哲学流派所承认的重要观念。灵魂的存在抹去了横亘在生死之间的无限的鸿沟，淡化了人对死亡的无比的恐惧，也使许多用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得到了令人宽慰和信服的解释，灵魂说几乎成了医治各种精神创伤的万能灵丹，也成为轮回说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在不承认灵魂存在的印度佛教那里，轮回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附属物，而一旦传到中国，和中国固有的灵魂观念结合之后，便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几乎成为佛教在民间的代名词。

　　灵魂的不朽解决了生命在时间上不断延伸问题，而灵魂的随处转移更使生命在空间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撑。先民的生命观是整体的，不仅没有时间上的前后兴亡，也没有空间上的内外局限。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魂，灵魂并不固定在一种生命上，而是可以在物类之间进行转移，这就构成了轮回说的理论模式，后来的诸道轮回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先民那里，物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界限。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或自然物是没有严格的区分的，生命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因此灵魂也是可以相互转移的，人的灵魂完全可以附着在动植物上。图腾崇拜的广泛存在就表明了生命的整体观在原始时期是如何的流行。许多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而它们的图腾往往是动植物。以动植物为自己的祖先和神灵，表明人们并不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之间有绝对的界限。

　　因此轮回观念的根本意义或者说是原初意义就是对抗死亡，其中体现的是生命的延续而非中止，是对生命的热爱而非厌弃，这与后来成熟的轮回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从奥义书中所描述的“五火二道说”开始，轮回体现的便是生命的流离与不自主，也就是说表达的是生命的痛苦与无奈，轮回变成了应当否定的东西。从对生命的热爱变成对生命的厌弃，人类的这一进步固然表现了追求更高生命形式的远大理想；也表明了现实的愿望正蜕化成虚幻的理想。

　　轮回的道德意义也是比较晚出的，却成了后来的轮回说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因素。先民并无明确的善恶观念，也不认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有等级的差别，更未想到诸道流转的必然性。直到善恶观念明确确立、等级意识形成之后，才会将业力(生命造作的善恶诸业所产生的力用)与轮回结合起来，使每个生命个体的善恶行为成为他自己的生命流转的动力之一，行善成善，行恶成恶，于是轮回与因果报应联系在一起，成为道德的工具，而灵魂的转移不再是偶然的现象，变成了由人的行为决定的必然结果。

　　从轮回说在印度诞生那天开始，轮回就成了应当否定和消解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印度诸家学派与近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其区别则在于前者在承认轮回存在的前提下否定轮回的意义，后者则根本否定轮回的存在。科学告诉人们，灵魂说是骗人的鬼话，轮回是迷信，这固然是人们清醒过来的清凉剂，但它又是一种最为残酷的清醒，等于让动手术的病人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直接忍受刀剪的折磨，科学否定了灵魂的存在，告诉我们死亡是根本无法避免的，除了接受它别无良策，这种冷冰冰的真理难道不是一种最残酷的恶吗？

　　灵魂是否存在其实不是现有的科学能够证明的问题，科学家对灵魂的否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证明，不如说是一种信念的认定，是以一种信仰对抗另一种信仰。因为灵魂本来就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非现实的存在，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科学无法论证其存在，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应当搁置起来，存而不论。

　　灵魂之有无，轮回之存否，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没有必要在实在或本体论的层次上探讨这一无法回答的问题，关键是在心理或价值论的层次上看其是否具有意义。轮回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对抗死亡，就是为了给濒死的人以精神上的慰藉，让人带着希望安然离开这个自己所无限留恋、无比牵挂的世界。所谓“安乐死”，最重要的也许不是使人减少肉体的痛苦，而是减少精神上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实现没有恐惧、没有痛苦的告别。对于走向死亡的人来说，轮回说就相当于精神的“安慰剂”，最重要的是它的效果，而不是它本身的真假。即便轮回是一种谎言，无神论是一种真理，这种善意的谎言也比冰冷的真理要好得多。

　　不是说只有濒死的人才需要精神的安慰，也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考虑生死问题。生命毫无例外、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孔子曾经有意回避弟子关于这一问题的提问，道是“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大概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考虑什么死亡的问题，连现实的生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何必去追寻未来的不可捉摸的死的问题呢？

　　孔子在这里表现出了儒家的现实主义态度，鬼神之事，幽微之状，恐怕圣人也难以尽知，只好敬而远之。但这一问题并不是可以回避的小事，而是与现实的人生息息相关的大事，事实上是无可逃避的。我们同样可以反问孔子：“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不能理解什么是死亡，如果不能解决死的问题，如果让死的恐惧一直压在人的心头，又怎么能够活得好、活得下去呢？

　　人类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抗死亡，从否认死亡的存在到否认死亡的必然性，从灵魂说到神仙术，从益寿延年法到长生不老方，从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达观到各种宗教的“麻醉”，从科学与医术的实际帮助到各种信仰的精神安慰，不能否认，这些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实际的效果，轮回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学说，更是对抗死亡的重要法宝。

　　尽管受到了现代科学与无神论学说的冲击，但是轮回说不会就此消失，因为轮回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对抗死亡，只要人类存在着死亡的威胁，只要生死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轮回说就不可能消亡。

　　经过佛教改造的轮回说不仅保留了其对抗死亡的意义，还增加了道德教化与改造人生的意义。佛教的轮回说揭示了轮回自身存在的问题，指出轮回中的生命实际上处在一种痛苦的不自在的状态，只有出离轮回才能获得自由自在的生活，提高生命的层次与境界。佛教不仅强调生命的延续，更注重生命存在的状态与生活的质量，使人生成为永恒的幸福历程而不是苦难与不幸的延续，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除了维护与改造人生的根本意义之外，轮回说作为一种文化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经过印度佛教改造过的轮回说传人中国之后，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发展，扩展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与想象能力，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与精神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中国人的内在血脉。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这种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的学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深层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完全抛开，更没有办法使之彻底消亡。

　　由于作为轮回说的母体的佛教理论的长期停滞，轮回说本身也没有多少发展，不仅无法跟上社会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在通俗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受到了愚昧、迷信与专制的影响，沾染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以致就连轮回说自身也被当成迷信与邪说，使得轮回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显得极为坎坷，经常受到误解、歪曲和打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轮回说只有完成现代转换，适合新形势的要求，抛除迷信与邪教的影响，才能重现生机。这一方面需要返本，使轮回说对抗死亡的意义与改造人生的作用重新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创新，使之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为延续生命与提高生命的质量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