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季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南京城廷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内，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开会的目的，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老会长卧病在床，病情日重，昕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其次，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

　　下午五点钟，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内宅传出了消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佛学研究会的老会长、一代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老居士，已经安详往生了。这一天是清宣统三年的八月十七日，西元一九二年的十月八日，享年七十五岁。

　　两天之后，即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未几中华民国诞生，由秦始皇以后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专制政体也于此结束。

　　一、杨仁山的童年舆婚姻

　　杨仁山，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后来改为石台县。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的十一月十六日①，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

　　文会的父亲仆庵公，于道光十七年文会出生之前，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添了儿子——在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可算是双喜临门。更可喜的是，在生儿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仆庵公上京会试，殿试中了进士②，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进士，授职京官部曹，一家人迁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长大的。

　　文会三岁时，他的父母就为他订了亲，对方是石埭乡间苏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岁。那时民间习俗，男孩订亲，女方总要大几岁，一来可以照管丈夫，二来可以为家庭增加人手。习俗如此，并非杨家一家为然。

　　数年之后，文会巳八、九岁了，石埭乡间苏家寄来书信，告以苏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损了容颜。苏父在信中说：“我女已残废，汝家可另婚娶。一

　　这时，文会的母亲孙太夫人，就以此事徽求儿子的意见，不意文会却说：“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后，不应改变婚约。再者，在人道上，残废人我若不要，则以后她将嫁何人?”③

　　既然儿子这么说，婚事就定下来了。

　　文会十一岁时，仆庵公带他去见曾国藩——朴庵公与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颇有交谊。文会在曾公面前应对快捷，有问必答。曾公奇之，对仆庵公说：“此子天资聪颖，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

　　仆庵公尚未回答，文会却接口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仆庵公闻言大惊失色，曾公则微笑不语。

　　临别时，曾公说：“此子将来必有大用。”

　　这以后，不论朴庵公夫妇如何劝说，文会终生不曾下过考场。(杨仁山居土事略)称：

　　“居士童时，示现游戏，条理秩然。九岁南归，十

　　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

　　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

　　，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剌之术。”

　　这就是文会青少年时期的缩影。

　　文会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为他在家乡完婚。新妇进门之后，夫妇和睦相处，文会并没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满，而苏夫人也确是治家能手，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干女人一样，性情刚烈，睥气很大。她绝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昕自卑，她处理事情果决明快，就是不大迁就别人。

　　朴庵公夫妇总觉得儿子受了委曲，仆庵公劝儿子可另行纳妾，孙太夫人劝儿子要振夫纲，莫要事事顺从妻子。文会对他的父母说：气我的妻子本来丑陋，别人已经看她不顺眼了，我若不敢她爱她，说不定别人就要欺侮她了。至于说纳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够孝顺父母，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也就够了。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计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

　　朴庵公夫妇被儿子说得哑口无言，此事只得作罢。

　　二、促成杨仁山学佛的一段情缘

　　就在文会完婚的前两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据了蒙山县，定国号日“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二年，由广西进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起兵时留下的大批军械，太平军顺流而东，下汉阳、武昌，继续东下，破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攻下了南京。

　　这时，受了战争的影响，文会一家十多口也开始转徙避乱的生活。他们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苏，而浙江，最后在杭州安居下来。

　　大约在咸丰八年，文会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到曾国藩的军中去效力过一段时间。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二文中，有如下的叙述：

　　“……曾国藩邀祖父去办军务，屡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处谈时事，说到满清之腐败，祖父提议说我们何必自相菱杀，为异族牺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对祖父说：汝父年已老，并且后方军需也非常重要，现派汝去办理一切军需，可是你不能置我于危险地位，切记!切记!祖父明白他的用意，当时就回到杭州。”⑤

　　文会回到杭州，大约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杨家在杭州是逃难性质，租赁的住宅并不宽大。后来，杨家隔壁迁来了一家邻居。这家邻居的住宅，前面与杨家隔壁，两家各有门户，而后面院子却无墙可隔，和杨家共一个院子二逼家邻居，也是外地迁来避难的，只有姑嫂两人带一个小孩。既与杨家是共院的邻居，难免和杨家妇女有往来。有时和杨老太太闲话家常，有时向杨家借点零星东西。两家只有文会一个人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遇有什么重工作，杨老太太就会找文会为邻居帮忙。就这样，天长日久，文会和邻家那位姑娘牵引出了一段情缘。

　　邻家那位姑娘不但知书识字，还会作诗填词。她每天除了看护侄子外，就是读书吟诗。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会和那姑娘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不仅粗通文字，而是一个极有成就的才女。

　　文会在十几岁时就曾说过：“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  一现在果然被他选择到了。他爱慕那泣姑娘，那位姑娘也爱慕他。两人情苗渐长，爱意日深，周围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出来。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会的“并妻”。

　　文会以此事和父母商议，朴庵公十分赞成，杨老太太却说：“迟迟再说。”原来她的儿媳——文会的苏夫人此时有孕在身，杨老太太说迟迟再说，意思是等儿媳生产，若是男孩，文会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会再娶，儿媳也就无昕抱怨了。就这样，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

　　不意苏夫人十月怀胎期满，一举得男。这一来，杨老太太站在儿媳这一边说话了：“妻已生子，无娶并妻之礼，若娶妾则可。”当然，这也是苏夫人要说的话。

　　问题是，那个姑娘也是出身书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断无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愿意，文会也断不会让他心爱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会中，妻与妾之间，差别极大。《白虎通》谓：“妻者，齐也。”妻与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胜只此丫头的身分高一点，是要受大妻管东的。“并妻”则不同，并妻俗称“两头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把。文会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断无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断然的对母亲说：“宁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为妾。”

　　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说：“由于双方固执不让，婚事之议遂未成功。”

　　想像中，这是一场极大的家庭风波。苏夫人才干出众而个性倔强，文会则果断而又执拗。朴庵公和杨老太太也意见分岐——仆庵公支持儿子，老太太回护媳妇，两老之间也难免不有昕争执。这件风波的结果，文会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苏夫人之间，也难免不以此而拉远了夫妇的距离。

　　至于那位邻家姑娘呢?想像中自然也是十分伤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会见面，还是迁居他处，甚而终身不嫁，黄卷青灯，以了余年，原始资料中没有说明，于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

　　文会心中以后是否还有那泣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说：

　　“经此一次打击，祖父更觉世事无聊，就终日在西湖边散步。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忽晤当中要旨，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赵文在“都不愿过问了”一语下面，打了个括号，注释说：“或不尽然。盖以后孙媳妇中，据祖父说三嫂最像该女，而对三嫂宠爱胜过别人。可见一个人情根斩断不是容易的事。”

　　杨仁山居土早期的传记资料，有《杨仁山居士遗书》中的(杨仁山居土事略)、沈曾植撰(杨居土塔铭)、张尔田撰(杨仁山居土别传)、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等，都不曾提到上面这一段“情缘”，也许是“为贤者讳”。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如果没有这一段情缘，或这段情缘有了圆满的结果，也许就没有以后的佛学大师杨仁山居士了。

　　三、由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处

　　文会遭此打击，一时万念皆灰，更感到世事无聊。他丢开公事家事，终日到西湖边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边漫步，在书肆中发现了一本《大乘起信论》当即买下，置之案头，家居无聊，读别的书俱不惬薏，拿起《起信论》来读，不觉间不能释手，一遍又一迩的反覆阅读。读了若干迩之后，忽然悟得论中奥旨，顿觉国事家事、爱情事业都是过眼云烟。由此开始，他到处去求购佛经，埋首阅读，他竟在佛经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⑥

　　另有一说，谓：“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七《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弃。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⑩

　　关于这一点，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二文中特别辨明：

　　“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

　　一说在安庆购得，乃误，在安庆购得者乃《金刚经》

　　)买回阅读，日夜不离手，忽悟当中要旨，顿觉爱

　　隋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文会自从读了《起信论》后，就开始到各书肆、寺院中去求购佛经。遇到亲朋往他省者，就托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脚侩，就询问人家来自何处寺院，寺院中有没有佛经。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昕学。”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仆庵公和杨老太太见儿子对佛经着了迷，心中忧愁，但又无可奈何；而文会的苏夫人，是个刚烈倔强的女性，她对丈夫这般行径，只有一声不响，保持缄默，希望由时间来冲淡那一段家庭风波。

　　转眼到了同治元年，文会二十六岁。洪杨的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现在进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强弩之末。是年，曾国荃大破太平军，光复芜湖，进围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渐渐安定下来，杨家一家人就迁回安徽省会安庆居住。文会到了安庆，仍是埋头在佛经中，不过问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迈的仆庵公病倒了，并且病情日益沉重。杨老太大眼见老伴卧病，而儿子镇日里念佛求道，不问世事，不由得心中忧急，忍不住责问儿子：

　　一你父卧病在床，一天此一天加重。我和你媳妇是妇道人家，你的孩子还小，似你这样丢下家务不管，整日里念经求道，我们这一家老小，将来可有何依靠?一

　　文会回答他母亲说：“我现在落身世界中，必尽我的天职，虽不求奢望，总能家人温饱。我并非落发为侩，不过是研究佛经，将来能广大流传，就是我的愿心了。”⑧

　　由夏人秋，天气转凉，仆庵公的病并未好转，终至撒手西归。一家人按照礼俗举哀尽孝，做完七七，已届寒冬。开春之后，文会全家把仆庵公的灵柩运回石埭，择吉安葬。事翠回到安庆，赶上时疫流行，文会感染了时疫。病愈之后，适曾公国藩檄委他任米谷局事，他为了负担家计，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冶三年，曾国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国灭亡。隔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当时南京城残破不全，遂委文会“董江宁工程之役一。这样，文会一家人由安庆迁居南京。

　　文会自咸丰末年开始学佛，四、五年来，只是个人摸索，没有善知识可资请教，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研究，甚至于找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要问江南文物苍萃之地，何以佛经如此难找?原来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为号召。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强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曾说：

　　“嗣是所过之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

　　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至佛

　　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下焚，无像不减。”

　　太平天国之乱，前后十五年，太平军所过之处，寺院经像，荡然无存。这就是杨仁山学佛的那个时代，佛经难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中有一位同事王侮叔先生，于佛学顿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由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人，都是有志学佛的人。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才能普济众生。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于兵"穴，如能刻印佛经，赓为流传，实是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于此，文会的学佛，又进入一新的境界。

　　四、金陵刻经处始末

　　同冶五年(一八六六)，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筹画设立刻经处。在同志中发心最切的，是江都郑学川居士。郑居士未几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川东乡砖桥创办了“江北刻经处”。以后十五年间，刻印了两千多卷佛经。

　　文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也成立于同冶五年。成立之初，参与创办者曾开会公议，有所谓二二不刻”的条例，即：一、疑为伪经者不刻。二、文义浅俗者不刻。三、乩坛之书下刻。以后数十年间，刻经处都维持这一原则。金陵刻经处刻出的第一部经书，是《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普贤行愿品》的台刊本。文会于(重刊净土四经跋)一支中称：

　　“子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

　　，以为着相庄严，非了义说。及见云栖谙书，阐发

　　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苦

　　海之舟航、人道之阶梯也。……适来金陵，护见此

　　本于王君侮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

　　外。……自逆匪窜扰以来，其版想不复存。今者匿

　　募信拖，重镘梨枣。”

　　至于金陵剔经处，自同冶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上，先后四十余年间，共刻印出了多少径书呢?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所载，文会手订(大藏辑要)，共列经书四百六十部，三十三百二十卷。文会生前，经他亲手校订出版者，为数在两千卷左右，而由刻经处流通出去的径书约百余万卷，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万张。这下能不说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成果。

　　文会对佛教的贡献，犹不止此。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着述，有近三百部之多。这是我国散佚在国外的逸书，重回国内，刻印出版。这件事要由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说起。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曾纪泽奉朝旨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函邀文会以参赞名义同行襄助。文会在英伦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条文雄。南条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荚伦留学的学者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佛教学者与僧侣赴英留学，接受西洋教育，攻习梵文者顿下乏人。如笠原研寿、高楠顺次即、村上专精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留英学者。

　　文会与南条文雄结识，闻得南条称日本有不少中国古代的逸书，就托请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南条不负所托，返回日本后即尽力协助。文会与南条相交垂三十年，书信往返，不曾间断。南条代文会搜求得中国散逸佛书近三百种，南条曾谓：

　　“明治二十四年以后，余与道友相识，所赠居士和

　　汉内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土翻刻却赠来者，

　　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

　　书，亦在其中。”

　　南绦代为搜求的经书中，如窥基的六十卷《成唯识论述记》亦在其中。如文会于(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

　　“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

　　《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

　　着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迨元季而失傅

　　，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以为憾。近

　　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土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

　　书赠子。”

　　金陵刻经处虽然成立于同治五年，但是并没有固定的“处，一址。最初，文会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佛书的场所。后来因为北极阁土地发生料纷，文会不得已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楼租赁的住宅中。这以后，文会曾到苏州香雪海看过土地，想盖一处永久的储畈藏书之所，但也没有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南京延龄巷，兴建了“金陵刻经处”的永久处址。

　　南京廷龄巷的金陵刻径处，占地二十一亩，合一万四千平方公尺，盖了一百二十乡间房子，分成几个院落。最初，文会一家人也迁入居住，留出一部分给刻经处使用。到文会临终前，遗命把全部房舍捐给金陵刻经处。杨家后代以后分批搬走，并在南京市政府办了产权转移的手续。

　　有金陵刻经处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房舍，所以文会以后在刻经处内创办只恒精舍，欧阳竟无在刻经处内创办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使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佛学复兴的摇篮。

　　五、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文会曾两度以参赞名义出使欧洲。第一次是光绪四年，随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曾纪泽去的。光绪六年，曾纪泽改任出使俄国大臣，文会即辞职返国。第二次是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欧洲，以文会襄助过曾惠敏公(纪泽)使欧，娴于英法国情，坚约同行协理。文会倩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此次出国四年，于光绪十六年回国，此后文会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为职志。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土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画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只恒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二(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顿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侮顗云、欧阳渐等，是其着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

　　“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乡材。谭嗣同善华严

　　，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

　　，有章太炎、孙少侯、侮顗云、李证刚、蒯若木、

　　欧阳渐，亦云伙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斩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只垣精舍。只恒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

　　一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

　　京只恒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顿有进益。杨仁

　　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二谛闲法师)任

　　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

　　义、欧阳渐、邱曦明，亦有同学之谊。  ”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人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竞无，江西宜黄人，生于清同冶十年(一八七一)，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后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畈赖以保全。

　　人民国后，竞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于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粱任公亦受业兼句，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濩，下克久待。然两句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种，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匮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上，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只恒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