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涅槃经》在北朝隋唐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一、僧妙、昙延一系的涅槃师
僧妙[①],河东蒲坂人。持戒精严,修习苦行,通览诸典籍,性格谦虚。后来,住蒲乡常念寺(即后来的仁寿寺),聚徒说法,得到周太祖的敬信。大统年间(535-551),西域献上佛舍利,敕于寺中供养,多诸奇瑞。僧妙以讲解《涅槃经》为恒业,“叙略纲致,久学者深会其源;分剖文句,皆临机约截遍遍皆异。”可见,僧妙对《涅槃经》的领悟非常深刻。但是,昙延常说“今所说者传受先师”,“先师”是谁?无从知晓。昙延继承了他的法脉,成为北朝最重要的涅槃学传承。
昙延[②](516-588),俗姓王,是蒲州桑泉(山西临晋)人。自幼受到儒家教学的影响,十六岁,在蒲乡常念寺听僧妙讲《涅槃经》,于是舍俗出家。在青年求学时代,便出言不凡,常说:“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也。”受具足戒后,听《华严经》、《大智度论》、《十地经》、《地持论》、《佛性论》、《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当时的佛教中心是在邺都,布施浩岳推测昙延在地论学派的系统里学习,如法上(495-580)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而且各撰注疏,并著有《佛性论》二卷;如僧范(476-555)将注疏转变成论,对《涅槃经》亦非常有造诣。[③]昙延想修习禅定,于是开始自己的著述生涯。《续高僧传·昙延传》说:
超略前导,统津准的。自顾影而言曰:与尔沉沦日久,飘泊何归?今可挟道潜形,精思出要。遂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谓中朝山是也。[④]
昙延在经论的理解上,已经超越了前人;但是,他仍然想探索经典的奥义,于是隐居于太行山的百梯山,修习禅思。百梯山,又称方山、盐道山、檀道山,在虞乡西南七里。清代《山西通志》引用《水经注》说:“路出北巘,势多悬绝,来去者咸援萝藤崟,寻葛降深。于东则连木乃陟,百梯方降,岩侧縻锁之迹,乃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⑤]
当时,在百梯山有薛居士,“学总玄儒,多所该览”,可见当时百梯山是隐修之地。薛氏是当时河东汾阴名族,昙延入寂后的吊文即是出自薛道衡之手。当时,薛居士以“方圆动静”为题,昙延则以“方如方等城,圆如智慧日,动则识波浪,静类涅槃室”回答,这是分别以《华严经》、《楞伽经》、《涅槃经》的思想作答,体现了北朝佛教思想的核心。莫高窟五代第108窟甬道顶部绘有此故事,画面榜题明确:“此是百梯山昙延法师隐处。”
昙延继承僧妙的《涅槃经》研究,吸收当时北齐的佛学成果,在百梯山著成《涅槃经疏》十五卷。《续高僧传·僧妙传》的末后说:“有学士昙延承著《宗本》,更广其致”,《宗本》或许是《涅槃经疏》的序论。《昙延传》详细记载了昙延的著述经过,昙延在著《涅槃经疏》时,梦中曾与乘白马的白服人议论,于是判定“此必马鸣大士,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于是撰疏说偈:“归命如来藏,不可思议法。”《涅槃经疏》著成后,又在仁寿寺舍利塔前烧香发誓,于是又感得《涅槃经疏》卷轴发光,塔中舍利放光,于是佛教界皆知此注疏。这种瑞相与感应的记载,无非表现了昙延《涅槃经疏》的神圣。周太祖宇文泰知道后,便敕昙延讲述他的《涅槃经疏》,当时佛教界评价极高:“所著文疏,详之于世。时诸英达佥议,用比远公所制: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骛,则延过之久矣。”这是将昙延与净影慧远所著的《涅槃经疏》相比,前者显出重视纲领、论议的特点。依《僧妙传》所说的《宗本》和《昙延传》所说“标举宏纲”,或许昙延的《涅槃经疏》具有论典的特点,即受到北朝变疏为论学风的影响。
宇文泰对西魏、北周佛教有非常大的贡献,他拥护佛法,吸收北齐佛教与南朝佛教,整合、汇集当时的佛教思想,撰成《一百二十法门》和《菩萨藏众经要》。宇文泰对昙延非常钦敬,亲自供养、奉请昙延讲经。宇文泰邀请昙延入朝,共商治国大事。但昙延性好恬静,不干时政。周太祖因为太行山百梯寺离京都太远,拜访咨询,路途艰险,随后就在中朝山西岭,选择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了一处寺院,赐名为“云居寺”,寺院的开支由国库承担。云居寺在隋代仁寿年间(601-604)改名为“栖岩寺”。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东侧,以全景式连环画描绘了昙延的生平故事,共四组画面,其中上层两组画面,表现的就是这一故事。
昙延属于佛教的高僧形象,具有一定的灵异宣传力,在隋唐时期便已经在全国流传,所以才会在敦煌出现昙延的史迹画。昙延虽然在北方,但是对南朝佛学应该有许多接触的机会,因为当时的北周与陈朝频繁来往。依道宣的记载,昙延当时与周弘正(496-574)交往颇多,而周弘正则对佛学非常有造诣,《陈书·周弘正传》说:“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清质疑滞。”[⑥]周弘正与宝琼、智聚素有交往,梁元帝著《金楼子》,曾经说:“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⑦]周弘正的著作有《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周弘正集》二十卷,可见周弘正对玄学有非常高的造诣。依《陈书·周弘正传》的记载,永定元年(557)陈霸先受禅代梁,周弘正为太子詹事。天嘉元年(560),陈文帝陈蒨继位,授以侍中、国子祭酒,派他西行与北周修好。天嘉三年(562),安成王陈顼(陈蒨的母弟)由周使杜杲护送南归,周弘正为接迎使,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慈训太仆。在北周与陈朝的往来中,杜杲是重要的使者。依《周书·杜杲传》,在陈文帝时代,杜杲护护陈顼;在陈宣帝时代,两次到金陵,最后一次是建德初年(572)。[⑧]所以,昙延与周弘正的见面时间,应该是天嘉元年至三年(560-562),而不是《昙延传》所说的“建德中”,因为周弘正在建德年间(572-578)已经是晚年,不可能出使到北周。另外,《昙延传》记载“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推荐昙延与周弘正对论,宇文宇在魏恭帝时代,封为中山公;而天嘉元年直周武成二年,宇文护一直为晋国公。所以,《昙延传》的时间以及人物与正史的记载皆有出入。
昙延以高超的辩才引义开关,摧枯拉朽,使周弘正顶礼膜拜,心悦诚服。于是,在昙延座下归依受戒,而且抄录昙延的著作《义门》,临摹其画像,回到金陵后,供养尊称“昙延菩萨”。于是,昙延被授为昭玄大统。周武帝从天和四年(569)开始,曾经连续举办八次的三教论争,终于在建德三年(574)颁发禁断佛道二教的毁佛诏令。于是,昙延便再次隐居于太行山。大象二年(580),武帝殁,周宣帝即位,颁赐复佛的诏敕,建造陟岵寺,设置菩萨僧。昙延不屑为菩萨僧而隐栖山林。
昙延的第三次人生高潮是隋文帝时代。昙延听到隋文帝当政,便剃发、穿法服,以出家人的形象出现在隋文帝面前。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昙延大名,急需高僧辅佐。于是,昙延受到隋文帝的尊崇,于开皇二年(582)被敕任为隋朝第一任昭玄统[⑨],并以“帝师”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复兴佛教的措施,并全面主持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有:一、奏请度僧;二、周废伽蓝,并请兴复;三、建立经像;四、翻译佛经;五、为文帝受菩萨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昙延主持实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识形态,杨坚尊昙延为“师”、为“父”,“用敦弟子之仪”。由于与文帝的密切关系,昙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迁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广恩坊,“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584),昙延建造延兴寺,而且改中朝山的云居寺为栖岩寺。开皇八年(588)八月十三日,昙延终于所住。昙延死后,文帝“敕王公以下,并往临吊。并罢朝三日,赠物五百段,设千僧斋”。昙延的著作有《涅槃经疏》十五卷、《宝性论疏》、《胜鬘经疏》、《仁王经疏》等。但是,前面所提到的《宗本》、《义门》是什么?则难以知晓。其弟子有童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等,蔚然成为一系。
童真[⑩](543-613),河东蒲阪人,俗姓李。师事昙延,受具足戒后,“归宗律句,晚涉经论,通明大小,尤善《涅槃》”,可见童真对《涅槃经》有很深的造诣。童真随昙延住在延兴寺,讲经说法。开皇十二年(592),奉召住大兴善寺,参与译经。开皇十六年(596)召为涅槃众主。大业初年,造大禅定道场,敕为道场主。仁寿元年(601),敕送舍利于终南山仙游寺。童真“以《涅槃》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继承了昙延的弘法事业。大业九年(613)示寂,世寿七十一。
通幽[11](548-605),河东蒲阪人,俗姓赵。弱冠出家,师事昙延。周武灭佛时,避难于金陵。通幽严持戒律,修习禅定,“戒定两藏,总萃胸襟”。延兴寺初建时,通幽亲自监工。大业元年(605)卒于延兴寺,世寿五十七。
觉朗[12],亦是河东人,住大兴善寺,精通《四分律》和《涅槃经》。仁寿四年(604),敕送舍利于绛州觉成寺。大业末年(617),敕为大禅定寺道场主,后来卒于此寺。
慧海[13](550-606),山西虞乡人,俗姓张。少年时代涉猎儒学,十四岁时,在昙延座下出家。十八岁讲《涅槃经》,尤其对于《涅槃经》中的五行、十德、二净、三点,非常有造诣。受具足戒后,“屏迹山林,专崇禅业”,隐居在伏犊山。北周灭佛时,避难于陈地,“采听《摄论》,研穷至趣”。当时,《摄大乘论》北上的弘传者是昙迁,慧海或许即在昙迁门下听闻《摄论》。隋城安公主于长安为慧海建造静法寺,兼弘戒、定、慧三学,学徒如云。道宣记载慧海的特点,“末爱重定行,不好讲说,缄默自修,唯道是务;而无恃声望,不言加饰”,可见慧海注重于涅槃学派的实践,即专心于定行,于是显现诸奇瑞感应。慧海曾造塔于定州恒岳寺、熊州十善寺。大业二年(606),卒于静法寺,世寿五十七。
慧诞[14],从学于昙延,精研《涅槃经》及《摄大乘论》,住长安延兴寺,开席讲说。仁寿(601-604)年中奉敕于杭州天竺寺建塔,住灵隐山。后返延兴寺,讲授义学。贞观(627-649)初年示寂,世寿七十余。《大般涅槃经集解》中亦有“慧诞”的注解,坂本幸男认为此即是延兴寺的慧诞。[15]但是,《大般涅槃经集解》是梁代的作品,故与《续高僧传》中的“慧诞”年代不相符合。
道逊[16](556-630[17]),山西虞乡人,俗姓张,与慧海同乡。博通群籍,尤精于《涅槃经》及《摄大乘论》。与其弟道谦皆为昙延之弟子,后随昙延到处弘法,在三晋地方非常有影响力。住于蒲州仁寿寺,接化学人。本性仁让,器度宏大。贞观四年(630)[18]冬,众请讲说《涅槃经》,道逊感悟死期将至,固辞。同年十二月示寂,世寿七十五。道逊有弟子海顺、静琳等。
道洪[19](574-649?),河东(山西)人,俗姓尹。开皇六年(586),十三岁在昙延座下出家,博通内外典籍,尤其致力于《涅槃经》的研究,而且继承昙延的讲席,经常覆述《涅槃经》。所以,道洪是昙延晚年的学生。从净愿学习《十地经论》,傍通诸经论。后奉隋炀帝之诏,入大禅定道场。唐贞观年间(627-649),为律藏寺上座,且住大总持寺。贞观十四年(640),应宝昌寺的邀请,讲说《涅槃经》。玄奘始译经之时,即参与译场,担任“证义”之职。后受召入住大慈恩寺。贞观末年(649)示寂,世寿七十六[20]。道洪的一生总共讲《涅槃经》八十七遍,可见是继承了昙延的遗风。
玄琬[21](562-636),祖籍弘农华州(今陕西华县),后移居雍州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俗姓杨。十五岁出家,礼昙延为师。受具足戒后,从洪遵学《四分律》三年。后又回来随昙延专门研究《涅槃》,深得奥旨,“涅槃真体,捃掇新异,妙写幽微”。继又从昙迁习《摄论》、《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论等。昙延在世时,发愿塑造丈六释迦像,像未造完便圆寂;玄琬继承其师遗志,于仁寿二年(602),在延兴寺依模而塑像。复造经四藏,备尽庄严。唐贞观初年,奉诏为皇后、太子、诸王等授菩萨戒。当时,朝廷特为师建普光寺。后来,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书写藏经;于是,在延兴寺造藏经。玄琬又鉴于北周灭法以来,传度法本文理相乖背,于是聚集义学沙门仇勘校正。此外,玄琬曾上书太子,劝行行慈、减杀、顺气、奉斋等四事。帝闻其说,特于贞观九年(635)下诏,三月至岁暮之际禁断杀生。贞观十年(636),示寂于延兴寺,世寿七十五。帝敕赐葬具,为唐朝沙门敕葬的嚆矢。著有《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安养苍生论》、《三德论》等。但是,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载玄琬著作有九部十二卷,其中除《三德论》相同外,其余八种为《入道方便门》二卷、《镜喻论》一卷、《无碍缘起》一卷、《十种读经仪》一卷、《无尽藏仪》一卷、《发戒缘起》二卷、《法界图》一卷、《礼佛仪式》二卷。[22]
法常[23](567-645),是昙延晚年的弟子。南阳白水(位于河南)人,俗姓张。少年游学儒家,厌其喧杂,于是立愿出家,奉戒自守。十九岁在昙延座下披剃,学不逾年,即能宣讲《涅槃经》,受到昙延的专心教导。二十二岁时,随昙迁初闻《摄大乘论》,尔后的五年时间,即深研其理,并博考《华严经》、《成实论》、《毗昙》、《地论》等的异同。尝应齐王杨暕的邀请,为众开讲。隋大业初年,奉敕住于长安大禅定寺。贞观年间(627-649),参与译场之译经,担任“证义”之职。太宗造普光寺,召他居住,并下敕令为太子受菩萨戒。贞观九年(635),奉敕为皇后授菩萨戒,兼任空观寺的上座,常讲《华严》、《成实》、《毗昙》、《摄论》、《十地》等经论,学者数千,四方风从。新罗王子金慈藏亦弃王位,远来受菩萨戒。贞观十九年(645)示寂,世寿七十九。著有《摄大乘论义疏》八卷、《观无量寿经疏》一卷,及《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等疏十余种行世。道宣概括法常的思想转折点:“初常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讲,未之欣悟。遂依众请,专弘此论。”所以,法常在年轻时代弘讲《涅槃经》,而后来则专弘《摄论》,这是昙延的弟子群在隋朝一大转向。
普明[24],蒲州安邑(山西)人,俗姓卫。十三岁出家,事外兄道逊法师,并为延兴寺童真的弟子,可见他是昙延的第二代弟子。曾周游讲习,住无定所,但精进修学,精通经论。十八岁即能讲说《胜鬘经》、《大乘起信论》。受具足戒后,便专研《涅槃经》、《四分律》、《摄大乘论》。大业六年(610),奉召入大禅定道场,居住十八年,声望、地位颇高。武德元年(618),住于蒲州仁寿寺弘道,讲说《涅槃经》八十余次,《摄论》、《胜鬘经》等则难以记数。普明每日诵戒本一遍、《金刚般若经》二十遍,六时礼忏,回向净土。并造刻檀像数十龛。八十六岁时示寂,弟子有义淹等。
依道宣的记载,可以看出北朝涅槃学派是以昙延为核心,而且以延兴寺为弘点中心;其次,重视严持戒律和禅定的修行,充分表现了北方涅槃学派重视实践的特点;再次,昙延对《涅槃经》的注释是一种概括性的特点,或许即是变疏为论的特点,这与南朝重视文句的解释不同;最后,昙延的弟子群皆非常重视《摄大乘论》的学习。[25]
二、法总、玄会一系的涅槃师
北朝另外的一些涅槃师有法常、僧安等,主要是法总一系,法总后来成为隋代的“涅槃众主”。
法常[26],是北齐时代的高僧。在彰邺地区非常有名,讲说《涅槃经》,并且传授禅法。齐主尊崇为国师,后隐山林。
僧安[27],持戒精严,修禅讲经。北齐文宣王时代,住在王屋山,聚徒讲《涅槃经》。
法总[28],并州太原人,俗姓段。少年时代,便以诵《涅槃经》为业。通熟《涅槃经》后,“志在文言,未遑听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废”。后来,听《涅槃经》的玄义,便能开讲。开皇年中(581-600)敕召为“涅槃众主”,居于海觉寺,时常敷讲《涅槃经》。仁寿初年(601),送舍利于隋州智门寺;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辽州下生寺。大业年间(605-618),卒于海觉寺,世寿七十岁。弟子有行等、玄会,皆以《涅槃经》闻名。
圆通[29],少年出家,住在邺都大庄严寺,研习讽诵《涅槃经》。北齐武平四年(573),在讲《涅槃经》时,遇一客僧,亦非常精通《涅槃经》。圆通于是“以经中深要及先德积迷未曾解者”讨教于客僧,客僧于是“亦同其所引,更为章句,判释冷然,雅有其致”。可见,客僧对《涅槃经》的造诣超过圆通。
慧最[30],瀛州人。于邺城听习《涅槃经》,听后即讲,同席诸学者皆赞叹。北周灭佛时,避难于南方。隋代时,住光明寺。仁寿年间(601-604),敕送舍利于荆州大兴国寺;后又送舍利于吉州发蒙寺。
僧顺[31],贝州(河北清河)人。研习《涅槃经》,通晓经义。开皇年间(581-600),住长安玄法寺,敕送舍利于宋州。后卒于津梁寺,世寿八十余。
慧海[32](541-609),清河武城人,俗姓张。幼年出家,师事邺都广国寺冏法师,受学《涅槃经》、《楞伽经》等,能代师覆讲。后又从青州大业寺道猷学习大乘论等。北周大象二年(580)南渡,居江都安乐寺,修茸伽蓝,修净土观法。时有齐州僧道诠赍来无量寿佛的画像,于是礼忏苦修,发愿往生。隋大业五年(609)示寂,世寿六十九。慧海一生讲《涅槃经》三十遍,讲《法华经》五十遍。弟子有慧昉等。
玄会[33](582-640),京兆樊川(陕西长安)人,俗姓席,字怀默。十二岁投海觉寺出家,为法总的弟子。每列其讲席,专学《涅槃经》,法总推举为覆述。道宣记载玄会的学风:
所以盘节拘致,由来拥虑者,皆剖决通释,泠然可见。时大赏之,以为涅槃之後胤也。因尔改前旧章,更新户牖;穿凿之功,难与仇抗,造《涅槃义章》四卷。义源文本,时文释抄,部各四卷。自延远辍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会一人,独称孤拔。[34]
玄会对涅槃学的贡献在于,对以前的思想进行创新,著《涅槃义章》四卷。当时佛教界只是祖述昙延、慧远的注解,惟有玄会能够有所创新。武德初年,昙献造慈悲寺,玄会为寺主,接引后学,受到法总、辩相、道岳等人的称赞。玄会的一生,讲《涅槃经》四十遍。贞观八年(634),奉敕迁弘福寺,辄废讲事,专修净业,造阿弥陀佛像。贞观十四(640)年五月,示寂于慈悲寺,世寿五十九。
三、地论学派的《涅槃经》研究
地论学派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但是兼弘《华严经》、《涅槃经》。地论师对《涅槃经》的研究,促进了《涅槃经》在北朝的展开。
昙无最[35],生卒年不详。武安(河南省)人,俗姓董。少年出家,常诵经论,研究律典,又博览玄儒,为时人所推重。初于邯郸崇尊寺讲戒律,徒众千余人。后奉敕驻锡洛阳融觉寺,讲《涅槃》、《华严》诸经。天竺沙门菩提流支极其敬重昙无最,称赞他为“东土菩萨”,并将他所著的《大乘义章》译成梵文,传至西土。正光元年(520),与道士姜斌对论佛道年次之先后、老子《开天经》之真伪等事,而论破姜斌,为北方佛道二教对论之滥觞。后不知所终。
僧范[36](476-555),二十九岁时,闻讲《涅槃经》,则“开悟神府,理思兼通”。于是,投邺城僧始座下出家,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可见,僧始是北魏时代弘讲《涅槃经》的大师。
道凭[37](488-559),是慧光的弟子代表者,出家后学习《涅槃经》。七年后,欲讲《涅槃经》,但是自思“文一释异,情理难资,恐兼虚课,谤法诚重”,可见道凭是重视《涅槃经》的实践层面。
法上[38](495-580),应众邀请,讲《涅槃经》,并著《涅槃经疏》。
慧顺[39](487-558?),“初听《涅槃》,略无遗义”。
灵询[40](482-550?),学《成实论》与《涅槃经》。
道慎[41](515-579?),随法上学习《涅槃经》。
慧光门下弟子群是在接触慧光之前学习《涅槃经》,可见北魏时代《涅槃经》非常盛行。但是,从法上开始,尤其是净影慧远的弟子更倾向于《涅槃经》。净影慧远(523-592),作为地论学派南道系的集大成人物,汤用彤则以慧远为“地论而兼涅槃之学者”[42]。慧远对《涅槃经》极其重视,《续高僧传·慧远传》说:
本住清化,祖习《涅槃》。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又自说云:初作《涅槃疏》讫,未敢依讲,发愿乞相……觉后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广开敷之。[43]
慧远在高齐时所住的高都清华寺即是具有涅槃义学传统的寺院。他在作《涅槃经疏》时,态度非常慎重。
而且,慧远的弟子[44]多半是以《涅槃经》为主,慧远亦可以称为“涅槃师”。[45]将他的弟子所学或精通的经论,列表如下:
在慧远的十八名弟子中,皆研习、弘扬《涅槃经》,而仅有八人习《十地经论》。所以,慧远生前之最为当世所重,当是《涅槃经》义学,而游其门者,多精通此经。慧远虽然属于地论学派系统之人物,但是他却最重《涅槃经》,对后世的影响也以此经义理的传授为最巨。[46]尤其是善胄[47](550-620),出家时便研习《涅槃经》,后来依止慧远,住净影寺。慧远圆寂后,受敕为该寺“涅槃众主”。净影慧远撰《涅槃经疏》,善胄加以修改,得到慧远的认可。传记中提到,慧远将《涅槃经》分为五分,最后为“阇维分”;善胄改为七分,第七分为“结化归宗分”。但是,后世相传善胄则因改疏而感风疾。可见,当时慧远《大涅槃经义记》的影响力。
隋大业至唐贞观年间,净影慧远的弟子多住净影寺和大兴善寺,而且并弘《涅槃经》、《地论》、《摄论》,表现了隋唐时代学派佛教的夹杂性,亦是学派佛教的衰落时期。灵润[48]示寂于贞观末年,是比较明显的例子。灵润十三岁学习《涅槃经》,深通妙旨。后来,常讲《涅槃经》七十余遍,而且造经义疏,道宣说:“《涅槃》正义,惟此一人”。这预示着涅槃学派在唐初的衰败。
四、摄论学派的《涅槃经》研究
摄论学派在真谛之后,由昙迁、靖嵩、道尼三人北上传播,以彭城、长安为中心,开宗弘法,于是蔚成一系。从思想上说,《涅槃经》与摄论学派思想具有很深的渊源。真谛译《佛性论》中,探讨了涅槃思想;《本有今无偈论》则是世亲解释《涅槃经》中的本有今无偈颂。道宣对隋代诸学派的状况分析说:“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槃》、《摄论》最为繁富。”[49]因为,隋朝初年,地论学派中习《摄论》增多,于是首先呈现出衰颓的情形,于是涅槃学派、摄论学派仍然兴旺盛行。
智敫[50](?-601),于太建十一年(579)遇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慧哿是在北周灭佛时,避难于陈地。智敫于是请求讲说《涅槃论》,只得“序分”、“种性分”前十三章的玄义。慧哿后来回到豫章鹤岭山,智敫于是与玑法师一起前往,于是又说第三分。慧哿因病无法传授,太建十四年(582),遇栖玄寺晓禅师,赐送昙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但是“文兼论意而不整足”。智敫后来便讲十三章玄义,近二十遍。开皇十二年(592),因战乱而文疏尽毁。
昙迁的弟子群,大部份皆由昙迁、净影慧远的门下转学《摄论》,则原为涅槃师。
道尼的门下,道杰、神照皆通《涅槃经》。
靖嵩的门下,法护常讲《涅槃经》,道因亦通《涅槃经》。
明略[51](572-638),是道岳的弟弟,“特善《涅槃》”,在京洛地区非常有名。
五、学系不明的涅槃师
僧含[52],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幼而好学,笃志经史、天文、算术。长大后,精通佛理,究明《毗昙》,尤其善解《大涅槃经》,常常讲说不辍。元嘉七年(430),新兴太守陶仲祖敬佩他的风范,建立灵味寺,请师居之。后西游历阳,弘赞正法,江左道俗响附如林。当时,任城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于是作《神不灭论》以对抗,又著《圣智圆鉴论》、《无生论》、《法身论》、《业报论》及《法华宗论》等,皆传于世。其后不久,南游九江,大阐经法。琅琊颜竣,时任南中郎记室参军,镇守浔阳,与僧含十分友善。后预知时至而终,依《续高僧传·畺良耶舍传》,僧含请畺良耶舍译出《药王药上观经》和《无量寿观经》,僧含任笔受。[53]
超进[54],本姓颛顼氏,长安人,幼小志向佛学,学习大小乘诸经论。因为超进在刘宋元徽年中(473-477),九十四岁圆寂。所以,超进“年在未立而振誉关中”,可能是受到鸠摩罗什的影响。凤翔六年(418),赫连勃勃乘东晋退兵,攻取长安,作为南都,在灞上(今陕西蓝田)称帝。这时,超进东下,避难于建康,于姑苏弘扬佛法。平昌孟顗迎接至会稽,住锡于山阴灵嘉寺,受到当地僧尼及信徒的尊重。宋明帝于泰始年中(465-471)征召超进到京城讲《大法鼓经》,不久他又回到会稽。《高僧传·超进传》说:
以大涅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凡结斋会者,无不必请;若值他许,则为移日。后年衰脚疾,不堪外赴,并送食于房,以希冥益。进为性笃好经典,看寻苦至,及年老失明,犹使弟子唱《涅槃经》,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55]
可以看出,超进不仅钻研穷究《涅槃经》的思想,宣讲经义;而且,诵《涅槃经》作为日常的行持。所以,他是以《涅槃经》作为思想与实践核心的涅槃师。
慧定,《高僧传·道温传》附传,慧定“善《涅槃》及《毗昙》,亦数当元匠”,住于中兴寺,应该与道温(397-465)同时。[56]
慧豫(433-489)[57],黄龙人。住在建康灵根寺,遍访众师,精进苦行。诵《大涅槃经》、《法华经》、《十地经》,修习禅法,精通五门禅。齐永明七年(489),世寿五十七。
僧籥,《高僧传·梵敏传》[58]中有附记,上党人,擅长《涅槃经》,为张畅所重。《名僧传抄》题有“宋彭城晋山寺僧籥”[59],可知僧籥住彭城晋山寺。
法令[60](438-506),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定林上寺。通达诸经论,善《涅槃经》、《大小品》,尤其精通《法华经》、《阿毗昙心论》,辩才无碍,言约旨远,驰名于京都。法令爱好修禅,足不下山三十三年。天监五年(506)卒,世寿六十九。
僧迁[61](435-513),吴郡人,俗姓严。师事钟山灵曜道则法师。参访诸讲肆,辩才无辩。招提寺慧琰讲《成实论·禅品》时,僧迁曾经问难于他,慧琰即改变自己的旧义,更新文词章句。梁武帝奉为家僧,演述梁武帝自制的《胜鬘经义疏》,皇储尚书令何敬容邀请道俗四众议论。后任荆州大僧正。讲《涅槃经》、《大品经》等各数十遍,而且著述义疏,流传于后世。天监十二年(513),卒于大宝精舍,世寿七十九。
道琳[62](447-519),会稽山阴人,善《涅槃经》、《法华经》,常诵《净名经》。受到吴国张绪的礼遇,后来住富阳县泉林寺。梁代初年,住齐熙寺,天监十八年(519)卒,世寿七十三。
慧皎(497-554)[63],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西)人,俗姓不详。博通内外学,对于经律尤有研究。住会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每当春夏则讲说弘法,秋冬则专心著述。他还曾住过宏普寺(在会稽),有丰富的藏书,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梁元帝萧绎任江州刺史时(540-547),曾到他那里来“搜聚篇翰”。慧皎著有《涅槃经义疏》十卷、《梵网经疏》。他最大的贡献是综合了前人有关高僧的传记,创造性地加以分类和编辑,成为《高僧传》十四卷,卷帙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道宣对慧皎的记载非常简单,现行本《高僧传》末,有僧果的题记:
法师学通内外善讲经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著此《高僧传》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年二月舍化,时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经始葬庐山禅阁寺墓,龙光寺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尔。[64]
题记是后人所附入,详细记载了慧皎的晚年生活。慧皎在梁末承圣二年(553)避侯景难,迁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废讲说。次年(554)二月逝世,世寿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为之经营,葬于庐山禅阁寺墓。
慧皎的《涅槃经义疏》已佚,而慧皎的涅槃思想依《高僧传》卷八末的论曰可知:
始自鹿苑,以四谛为言初;终至鹄林,以三点为圆极。其间散说流文,数过八亿。象驮负而弗穷,龙宫溢而未尽。将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而滞教者,谓至道极于篇章,存形者谓法身定于丈六。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四辩庄严,为人广说,示教利喜,其在法师乎。[65]
慧皎以《阿含经》的四谛为一代时教之初,以《涅槃经》的三点圆极为一代时教之末,可知仍然继承了涅槃学派的“五时判教”。
宝相[66],雍州长安人,俗姓马。十九岁出家,住长安罗汉寺,专门听习《摄大乘论》。修习禅定,专读《涅槃经》一千八十遍。
道积[67],四川人,住益州福成寺,诵《涅槃经》为业;洪远、僧恩,亦是读诵《涅槃经》。
六、结 语
涅槃学派在北方、南方各有不同的渊源,各有所宗与不同。如《高僧传·僧宗传》记载:
先是北土法师昙准闻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士所师。[68]
昙准的涅槃学传统来自北土,他听到僧宗讲《涅槃经》后,发现南北涅槃学的不同。因为,南朝的涅槃学是依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般若学解释《涅槃经》,而北地学者重视《涅槃经》中的大乘戒律部分,这是从实践修道的立场。因为,北朝的涅槃学派主要来自河西僧团的传统,昙无谶曾经传译《菩萨地持经》,而且道进受菩萨戒,这种菩萨戒与《涅槃经》的结合,成为北朝涅槃学派的学风。所以,南方的涅槃学派重视《涅槃经》的理论部分,即是“扶常”;而北方的涅槃学派重视修道部分,即是“谈律”,二者各有所宗。[69]
北朝的涅槃学派,继承了北凉昙无谶的思想传统,夹杂着地论学派,以昙延、净影慧远、法总为代表,通过“涅槃众主”的地位与影响,对隋唐佛教非常具有影响力。
隋末唐初的涅槃学派,一方面继承梁末陈初的余势,在金陵、襄阳、江陵、江都、苏州、彭城各地继续发展,出现了慧隆、慧哲、慧璿、智聚、惠祥、昙瑎、慧弼、慧頵、慧乘等诸师,融合三论学派、天台宗一起发展。特别是慧乘,北上长安,受到净影慧远的赞叹。隋代的涅槃学派主要是渊自北朝,有三大系——昙延、净影慧远、法总,隋代的三位“涅槃众主”皆源于他们,另一方面这三大系皆融汇着摄论学派、地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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