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

　　陈士强

　　今存的记叙玄奘生平事迹的资料主要有七种:一、唐玄奘口述、辩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传》;三、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丫,四、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四《玄奘传丫,五、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六、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七、唐佚名《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一卷。这些资料的记叙各有侧重,而且并非全然一致,今据笔者所阅,作一粗略的介绍,以供有志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一、《大唐西域记》。据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玄奘费经像回到长安,随后前往洛阳,谒见唐太宗。唐太宗仔细地向他询问了西行路上的所见听闻,“并博望之所不传,班(班固)马(司马迁)无得而载一,太宗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对他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敦,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一玄奘回到长安以后,一边组建译场,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敦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等等一批梵文佛经(凡五部五十八卷),一边由他自己口述、弟子辩机笔受,撰《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撰成进呈。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发自高昌,杖钖西行,周游印度各地,参学巡礼,最后费经回国的漫长旅程中,所经行的百一拾个国家和听闻所得的廿八个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国家的名称、方位、疆域、地形、城廓、居室、种族、刑政、兵制、赋税、货币、言语、文字、教育、岁时、衣饰、馊食、礼仪、风习、气候、田畜、物产,以及名胜古迹、人物传说、历史掌故、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等。此书大体上是按玄奘取经时经行的路线记述的,但在经行国家的先后顺序上,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据《西域记》卷一的记载,玄奘到了羯霜那国之后,即去缚暍国(缚暍国之前记叙的睹货逻国故地因是听闻国,故不在经行的路线之内)。而据《慈恩传》卷二的记载,玄奘到羯霜那国之后,先去活国,再去缚暍国。《西域记》卷十在奔那伐弹那国之后,所记叙的国家依次是:迦摩缕波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羯罗孥苏伐刺那国——乌茶国。而《慈恩传》卷四则为:羯罗孥苏伐剌那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僧伽罗国(听闻国)——乌茶园,没有迦摩缕波国,而且是先到羯罗孥苏伐刺那国,再到耽摩栗底国,而不是相反:至于《西域记》卷十一记载的从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到伐刺孥国,沿途经行的国家,与《慈恩传》卷四、卷五所记,更是大相径庭。

　　二、《大唐内典录·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元年S64),作者道宣是玄奘的弟子,曾参与佛经的翻译。由于《大唐内典录》的体裁是佛经目录,故作者在记叙玄奘的生平事迹时,主要记叙的是他翻译的佛经的名目部卷,但统计不全,连同《大唐西域记》在内,只有二八十七部一千三百四十四卷一。

　　三、《续高僧传·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二年S65),《西域记》只记玄奘西行取经及回归时所经行或听闻的西域国家。而此传则前记玄奘的生世、出家、求学、行化,中记玄奘的西域行程,末记玄奘归国以后的译经活动,首尾完整,其资料既有取于《西域记》的,也有取于玄奘的表状的,还有根据玄奘平时的讲述加进去的。书中所记玄奘翻译的经论名目,“总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虽未列出具体的经名,但其总数显然较《内典录》有了增加,从而表明作者已对《内典录》的记载作了多正。

　　四、《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古今译经图纪》约作于麟德二年S64)信当时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为纪念玄奘的译经功绩,在墙上画了历代佛经翻译家的图像,始自东汉的迦叶摩腾,终于唐代的玄奘。作者靖迈既为玄奘的弟子,便受命为每幅图像配写了人物小传。但由于这些人物小传属题记性质,故对人物的生平行历着墨不多,而对他们的译典则二具列。传中所录的玄奘译经数目,“除《西域记》,总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个数目较为准确,因而为后代的佛经目录如唐智升《开元释敦录》等所采纳。

　　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名《丈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十卷。唐麟德元年(664),魏国西寺沙门慧立初撰:垂拱四年(688),弘福寺沙门彦惊续成。故书题“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惊笺”。慧立,与前面提到的辩机、道宣、靖迈,以及栖玄、明璇、行友,道卓、玄则共为玄奘译场的“缀文大德”,参预译经积十九年之久。故彦惊《序》说:“(慧立)睹三藏(指玄奘)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赞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及削稿云毕,虐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疴,气悬钟漏,及顾命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卒。”也就是说,早在玄奘在世的时候,慧立已在私下编录玄奘的事迹,至玄奘去世时已勒成初稿。由于担心所记或有不周之处,会引起同门长幼的非议,故将书稿包起来,埋藏于地下,一直到自己身患重病,奄奄一息时,才向自己的门徒交代,叫他们将书稿挖出来,遗憾的是,书稿还未挖出,慧立便绝气身亡。取出后的书稿经众人传阅,逐渐流散,相隔了奸几年,才有门人搜集齐全。由于慧立的稿本主要记述的是玄奘的身世、出家前后的经历以及西域之行,没有记述玄奘回国以后的译经活动,故慧立的门人祈请彦惊作序,并加以赓续,于是始有今本《慈恩传》。

　　今本《慈恩传》的前五卷是慧立写的,不过所记当以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从西域回到长安为止(即第六卷起首“释彦惊述曰”之前的文字),但在文字上已经彦惊修改:后五卷基本上是彦惊新撰的,不过卷十之末所载的慧立的;姗赞二对全书内容的总的评论),原先当在慧立初撰的五卷本的末尾,是彦惊在补续时将它们栘至卷十之末的。

　　《慈恩传》与《西域记》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慈恩传》在撰作时曾参阅过《西域记》,并采用了《西域记》中对西域各国名称的新译,以及部分资料。《慈恩传》卷四在记述僧伽罗国和摩腊婆国时两次出现“语在《西域记》”的说法,便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但《慈恩传》关于玄奘西域之行的叙录,并不是根据《西域记》改编而成的,而是直接借助于慧立从玄奘的讲叙中所获得的资料编纂起来的。因为《慈恩传》中虽然也有玄奘亲践或听闻的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情、宗教信仰、佛教名胜遗迹,以及历史传说等等的记载,对勘后,可知是参考《西域记》而扼述的。但它的重点不是记国(《西域记》卷一、卷三、卷四、卷七、卷十凡有十二国未见于《慈恩传》),而是记人,即玄奘的行事,诸如玄奘在哪一国,遇到过甚么人和甚么事,瞻仰过何处圣迹,求学过哪位大师,以及其他活动,而这些情况,大半为《西域记》所不载。而且有关玄奘的行径次第和路线也叙述得更为清晰。有些记载也与《西域记》下同,关于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及了。

　　但《慈恩传》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玄奘的生卒年缺乏前后一致的记载。若据卷一“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的说法,则玄美生于仁寿三年S03):若据同卷玄奘在贞观三年出发西行,“时年二十六”的说法,则玄奘生于仁寿四年(604):若据卷十玄奘在龙朔三年(663)对诸僧说的“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指玉华宫,又称‘玉华寺\’),则玄奘生于开皇十九年(599)箱生年既不一致,卒时的岁数自然也难以确定。这种情况虽然也存在于《续高僧传·玄奘传》之中,但它中间有一说倒是可以肯定的,即“麟德元年,(玄奘)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于玉华。”此话的意思与《慈恩传》所记大致相同,但时间上有出入。相比之下,《续高僧传·玄奘传》将说话的时间定为玄奘去世的当年,即麟德元年(664)较为合理。据此,玄奘的生年应是开皇二十年(600),卒时六十五岁。

　　另外,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曾奉唐太宗之命,将《老子》译成梵文,传之西域。又将《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为梵文,使之流布天竺。此二事,《慈恩传》也脱漏未载。

　　六、《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这篇《行状》的作者冥祥是唐高宗时人,曾参加过玄奘的葬礼,但他与玄奘之间没有师徒关系。《行状》全文约一万一千字,比《续高僧传·玄奘传》少七千字左右。通过对勘发现,《行状》实是以《慈恩传》十卷本为底本改写而成的,因而可以确定为是垂拱四年(688)以后写的。《行状》虽然本于《慈恩传》,但叙述简洁明了,易于阅读。有些地方糅入了《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以及冥祥个人的新提法。如说玄奘在东都净土道场为师复述,“时年十五一: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有一”;贞观三年,“时年二十九一等,均是以《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说法而取代《慈恩传》之说的。至于玄奘在蜀地“四五年间,究通诸部”的“四五年间一,则是冥祥的新说。另外,《行状》中也引用了玄奘临终前说的话:“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中的二八十有三”疑是二八十有五”之误。

　　七、《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略称《玄奘上表记》。此书今存的原本为日本小泉策太郎收藏的唐代手钞本,在我国已经失传。书首脱落两个字,从书中收载的最后一篇奏表(《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所署的“龙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宣(宜)君悬(县)玉华寺沙门上表”等句来看,脱落的当是“玉华”两字,故它的全称当是《玉华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由于书中所载的表启与敕答的名称,凡涉及李世民的,一般称“太宗文皇帝一,而涉及李治的则直称“皇帝”,而不称庙号二局宗一。以此推断,编集的时间大致上在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去世以后不久,编集者很可能是玄奘的弟子。此书共收录表敕四十一篇,其中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十一篇,在高宗朝的上表二十三篇,太宗的敕书四篇,高宗的敕书三篇(内有诗一首)。

　　《玄奘上表记》的前部分,即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和唐太宗的敕答,与一部题名为《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一卷)的书相同。《表启》是日本奈良时代写的京都知恩院藏本,《玄奘上表记》与之相异的有两点:一《表启》的首篇是贞观二十年七月十三日的《进经论等表》,而《玄奘上表记》则缺此篇;二、《表启》所收的各篇表启都署有贞观某年某月某日上表的具体日期,而《玄奘上表记》则无。今本《玄奘上表记》(指《大正藏》收录之本)将《表启》中的《进经论等表》补入,作为首篇,而将《上表记》原先的首篇《进西域记表》改列为第二。这样,人们通常见到的《大正藏》中收录的《玄奘上表记》实收表诏是四十三篇。

　　《玄奘上表记》对于研究玄奘从印度学成回国后的主要活动,特别是自贞观二十二年(646)至龙朔三年(663)的十八年间的译经、交往以及晚年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其中有些表启的内容与《慈恩传》叙录不一,可资参比。有些表启则为《玄奘上表记》独家所有,可补《慈恩传》之阙遗。如《玄奘上表记》所收的《进经论等表》,也见载于《慈恩传》。但两书所载的同一篇表章,除新译的五部经论的名目卷数是一致的以外,其余的前言后语全异,即是其中的一例。然而,由于《玄奘上表记》在编集时省略了各篇表启的上表时间(最后一篇除外),故它又必须借助于《慈恩传》等的记载,方能考定时间。另外,它只是收录了玄奘上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除上述七种有关玄奘生平事迹的史料以外,记载玄奘译经名目的,还有唐代静泰于麟德二年(665)编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所记与《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相同,也是“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稍晚的还有唐代刘轲撰的《塔铭》。

　　原载《内明》第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