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哲学是禅宗追求智慧与解脱、显示觉悟与自在的一门大学问。由于禅的断言语道，离心行处，禅宗哲学不可能像世俗哲学那样采用清晰、明确的语言进行表述，而是重在突破或者超越世俗语言的束缚和限制，直接于内心自性之中加以领受和证悟。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的众生耳根偏利，所以释迦牟尼佛垂教施化，也就不得不以音声作佛事；灵山付嘱，虽有“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但那些荷担佛法、续佛慧命的禅宗祖师们，悯念生死流转中的众生，欲为那些时机成熟的人们解缠去缚，也不得不借重于言说，于是便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禅师们尽管是千言万语，苦口婆心，不过都是在言说一种根本就无法言说的东西。由此也决定了这种言说的独特性，那就是采用象征的方式，在箭锋相拄般凌厉、捷疾的机锋中即时即地使用棒喝、拳打、脚踢、体态、手势，乃至吟风弄月，以便那些前来参禅求道的禅客释子，能够斩断情思计较之心，扭转向外求索之念，因此而悟人不思议境界，从而打开那“第三只耳朵”，听到那听不到的声音。棒喝、拳打、脚踢、体态、手势等方式当时即逝，后人无法重见那生龙活虎般机锋相逼的场面，不得不引以为憾，但所幸的是，当时的那些禅言诗偈，尚有片言只语的留存，成为我们今天窥见当日景象的管道。吴言生博士早承霍松林先生之学，留意于诗歌；后佩方立天先生之印，淹贯于禅籍，对禅宗以诗偈的方式象征性地言说自家哲学深心有会，不敢自秘，故而有《禅宗哲学象征》(“禅学三书”之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下简称《象征》)一书之作。“象”者，概谓禅诗有丰富的意象；“征”者二义，一为征问义、求索义，一为显示义、表征义。合而言之，就是吴言生博士著作《象征》一书的寓意所在，即通过对禅宗诗偈的解读，尽现古德求索觉悟的智慧和善巧。

　　古德即已用象征的方式说出那不可说的智慧之境，《象征》便欲以今天的语言读出那不可读的禅诗意象。对于禅的不可说示，禅宗的祖师们往往有更为深切的体会，所以他们本性中往往充满对“圣者默然”的偏爱。但弘法利生的慈悲心和续佛慧命的使命感，则又使他们不能安心于自享法乐，苦难深重的众生在无常苦空的逼迫之下，有时也会自动地来叩击禅关，所以他们便不得不走出寂光定中，横身欲界的滚滚红尘之中，不惜眉毛堕地，“事不获已，曲为垂示”，方便说法，这也许正像吴先生所引用的一首禅诗所说的，“曾向苍溟下浮木，夜接波涛共盲龟”。但凡有言谈形象，皆属虚妄，故而又随说随扫，不留痕迹。所以这些诗偈偶尔或有片言只语留传至今，自然已是弥足珍贵。然而即此片言只语，在当时曲高和寡，知音者稀；在今日更是空谷足音，会意者少。从佛教的立场上讲，这是如来灭度之后，众生根机转钝的结果；自我们的观点来说，则是由于世事的沧桑，历史的积淀，岁月的沉埋，具体语境的倏然而逝，使今天的人们把握古人的致思意趣遇到了重重障碍。吴先生透过时光的悬隔，穿越空间的阻拦，拨开往古来今的尘封垢蔽，在漆黑无边的释读夜空之中，向人们提示出禅宗祖师们投下沧海的那根浮木上的孑L隙。对于那些诗偈，吴先生或将其置放于时空中作因缘的解说，或抽绎其思路的来龙去脉而上承其意绪，或感叹其悲深智大，或激赏其意象优美。正是由于吴先生的精心释读，使那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属不可猝读的禅诗重放异彩，照破古今，洒然呈露出古德的胸襟和气魄、安闲与自在。

　　《象征》通过对禅诗的解读，使禅的生发机制获得了一种清晰的表述。禅宗强调“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这无疑是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向上之路，今人或谓之为“内在超越”。然而当古代的那些大禅师们面对着人欲横流、五浊恣肆的滚滚红尘、滔滔天下，若单提向上一路的话，恐怕就很难免于法堂外草深三尺的悲哀，所以他们在举扬佛化时大都需要随俗利导，逐机施教。其上焉者固可以和光同尘，弘法利生；其下焉者则难免于苟合取容，曲学阿附；其尤鄙者，则往往是拾人牙秽，使喝弄棒，狂喊乱叫，非惟不能引入转迷开悟，而且还会使其迷中增迷。禅宗言说方式的象征性、模糊性、超逻辑性，禅师禅籍的金石俱下，鱼龙混杂，都造成了禅宗哲学的不易解释，但这种学术上的难度似乎并没有阻止学者们探索禅宗哲学的热情，于是形成了许多种有关禅宗哲学的理性解说，其中固不乏启人耳目的精构佳作，而吴言生先生以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作为禅的生发机制的解释尤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先生以青源惟信禅师见山三阶段的特例向人们展示了这种机制在解释禅的生发中的有效性，同时又将其作为全部禅诗的前解读结构，对禅诗中丰富的意象进行分类。站在古德的立场上来说，吴先生此释固然不能免除过于清晰、规整的弊处，有为人说得太破的嫌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禅诗所具有的直觉性、非逻辑性、重意会而轻理诠等特点，在思想交流中确实具有不易索解的缺陷，处今之世，如果不曲为此种方便，顺从世俗思考问题时所要求的清楚、明白、具体等一般思路的话，那些禅宗诗偈恐怕将永久地沉埋于陈编旧纸之间，难以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欣赏了。

　　吴先生从禅宗哲学象征中绎思出来的禅的生发机制，重在下学而上达的证学，轻于上行而下效的化导。《象征》对禅的生发机制的疏释，是循着下学上达的证学思路进行的，即其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的阐释对象是一位求学证道的行人，在见性成佛的路上历尽曲折，过关斩将，最后得到大师的印可，付法传灯，大量的禅宗诗偈实际上都是他们于师门呈示的偈语。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解读的许多禅诗，并非都是行人求道证学时的呈示语，也有不少祖师们向前来问学求道的人们所作的开示语。自佛教自身的逻辑而言，佛乃是于甚大久远之前即已成道的古佛，本就具有百千法门，此为其境界论；因为佛是久远实成的古佛，所以才能倒驾慈航，普门示现，为众生指点迷津，导引其出离生死苦海，此为其开悟论；但要使众生早日觉悟大道，使被救度的人于红尘中经世历劫，备尝苦辛，此为其迷失论；然而众生的本源自性，天真恒存，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无量宝藏，常在其身，为成佛作祖之根本，佛为其指示自家本心即佛性，坚定其必获解脱的信心，此即其本心论。由此可见，吴先生所设定的禅的生发机制完全可以逆向解释，而且也完全符合许多禅宗诗偈产生于师门开示以教弟子的实际。吴先生未采取此一进路，而用学道者顺序增进的方式，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任何一位禅宗祖师的成长，都是走一条由凡而圣、证道人位的路径，而且从整个禅宗发展史而言，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直至蔚然而为大观的过程，上行下效的化导解释体现了佛教的信仰主义色彩，下学上达的证学解释则可以反映出禅宗对理性精神和自主能力的重视。

　　西方分析哲学主张语言对不可说的东西应保持沉默，禅宗古德们却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禅宗哲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读的禅诗和难解的禅思。吴先生《象征》一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理性思辨的逻辑，分析禅诗的意象，索解禅思的意趣，展现禅宗智慧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这难道不可以视为禅宗古德智慧在今天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