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居士是当代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佛教领袖，因此，他得到了包括许多高僧大德在内的佛教四众弟子和海外佛教徒的广泛尊敬。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为成功的社会活动家一，赵朴老不仅在社会各界广交朋友，而且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建国后，都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和代表的一切进步政治派别和进步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哪怕是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也保持着特殊的私人感情和交往。不可否论的是，这是赵朴老拥有深厚的国学、佛学、书法、诗词等各方面文化修养所致，也是他身上所具备的非凡的、磁力般的人格魅力的感召。毛泽东主席曾赞誉赵朴老："这个和尚懂辩证法"，周恩来曾誉赵朴老为"国宝"，即是明证。

　　之所以要强调赵朴老的上述特征，旨在表明，佛教界新一代领袖人物，不仅应该具备如赵朴老那样的文化修养和人格魅力，也必须如他那样，以历史上的高僧道安、智者大师为楷模，为佛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争取最好的外缘，即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对佛教事业的支持和扶植。作为宗教领袖的赵朴老，不仅拥有非凡的道德修养和宗教造诣，而且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他致力于团结佛教内部不同派系的信徒携手推进佛教事业，他倾心于团结各兄弟宗教的同仁和睦共处，他投身于团结各不同党派爱国人士人士，兢兢业业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者同舟共济，他以其一生的辉煌成为中国宗教领袖的楷模和政治智慧的典范。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赵朴老作为佛教领袖的风范虽然在北京这一当代中国首善之地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培育他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是他老人家的家乡徽州文风，造就他一代领袖风采和政治家气质，则是繁华而又开放的上海都市土壤。他由上海踏上事业之路，在上海接受佛学熏陶，又长期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参与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创立上海市佛教协会。最终，他老人家的骨灰也撒在了东海之滨的都市上海的吴淞口海面上，其英魂与上海这一东方都市共存相伴。

　　由新华社所发的《赵朴初同志生平》，开篇即介绍到："赵朴初同志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太湖县。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四明银行行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由此可见，直至1953年到北京工作之前，赵朴老的事业主要是在上海起步和开展的，也是在上海奠定了他全部事业的基石。即使在1954年，他还参与上海市佛教协会的筹备和组建，并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以后，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担任着上海佛教居士林名誉林长一职。上海的居士都了解，赵朴老一生得到过很多荣誉职务，但是他最为看重的还是上海佛教居士林名誉林长一职，因为，上海的觉园，是他老人家早年工作的地方，上海佛教居士林是他倾注过辛勤与智慧之处。对赵朴老而言，他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曾经深情地向友人表示过："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

　　赵朴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他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还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慈悲为怀的慈善家。但贯穿其一生的主线则始终是佛教。

　　赵朴老的佛缘源远流长。他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慈母陈慧主持家务教育晚辈，她是一位虔诚佛教徒。赵朴老幼承家学，于文、史、哲等领域有广泛涉猎，颇具精深的造诣。在母亲的影响下，他自幼便对佛教慈悲的情怀充满敬仰。1914年夏天，年仅八岁的朴老随母亲去太湖县廨院寺，寺院住持以寺院火神殿为题出一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他当即以寺院观音阁为题对一下联："观音阁观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可见观音的慈悲、智慧、和平早已扎根于他年幼的心灵。自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他到佛教净业社当文牍，在上海佛教会当秘书，兼中国佛教会的文书工作开始，至2000年5月西辞，他七十三载的生活和事业生涯与佛教紧密相连。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直至会长，长达四十七年。他在中国及国际佛教界的影响之深入人心。作为居士，堪与维摩比肩，可见他的佛缘殊胜。而培育此善根增长，并长成参天大树的，则是上海这块肥沃的土地。

　　赵朴老的表舅关絅之，曾以相当于现代地方政府厅局级官员即同知的身份，为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关絅之为同盟会会员，曾帮助孙中山逃脱官府的追捕，孙中山先生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1921年，关絅之走上从事佛教事业的道路，以其不凡的业绩确立自身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1922年，关絅之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这是一个由沪上佛教界上层人士组织的念佛团体，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同年夏天，当时还在东吴大学就读的赵朴老，即借住上海觉园养病。在此居住养病的赵朴老耳熏目染，对佛教有了初步的了解。1928年的夏天，刚从东吴大学毕业的赵朴老，再次来到上海，在净业社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老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老起草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老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老去做。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老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老在佛化氛围中，逐步走上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开埠已达八十年有余，正处于崛起为东方都市的时期。随着城市的建设规模的扩大，政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及宗教界的精英们也纷纷云集上海，为上海的发展注入了浓彩重墨的文化成分。就佛教界而言，当时的沪上佛教界，有着"高僧辈出，大德如林，法筵不辍"之美誉。觉园则是当时佛教界高僧大德会聚的佛教活动中心，中国佛教会历届大会都在这里召开。赵朴老在这里担任文牍员、秘书、文书等职务，除认真办理佛教事务外，与圆瑛、太虚、应慈、关炯之、王一亭、黄涵之等都有交往。九世班禅在觉园成立蒙藏学院，斯里兰卡纳罗达法师在此讲南传佛教，殊胜的因缘培育了赵朴老在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的教义、教理、教规、教史等方面的深厚造诣。而佛教图书馆收藏的《大藏经》及诸多佛教三藏经典，使他更深入地认识佛教的真谛，从而对佛教产生了坚定而正确的信仰。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赵朴老正式皈依佛门，成了在家优婆塞。在中国传统中，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但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居士一词在佛教中则成为所有非出家的、居家修行学佛人士的专称。赵朴老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赵朴老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经典，与历代的高僧大德的著述，并在多位高僧的影响和感召下，将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特别是儒学修养、中国传统文学素养，融会贯通于佛学之中，逐步成就了他一代文化伟人的风采。

　　赵朴老在上海所接受的是何种基调的佛教思想，以至造就他博大宽阔的胸怀？这是值得我们考究的。因为，由于种种因缘，一些人对佛教出世精神不理解，导致对其信仰的狭义化甚至于庸俗化理解，认定佛教是一种将一切希望和价值寄托于来世西方，而对尘世的一切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遁世信仰。事实上，佛教主张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相融不二，相依不异，六祖惠能所一再倡导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是此义。赵朴老一生提倡人间佛教，正源于上述的信仰基调。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朴老交往之际。迷惑于赵朴老积极进取办事，颇感此举似与通常佛教出世精神相悖，便以"你真信佛教吗"试问之，朴老则以诚恳而又坚定的语气答道："那当然是真的，这怎么能假"。赵朴老曾对友人阐述过他对佛教信仰的理解："信，先是对佛的信赖，然后是对佛的理解，再将这种理解付诸实行，最后得到证悟。这样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循环往返，日益达到更高的境界"。朴老认为，信仰佛教，应该理解并笃信实证佛教的精髓，即"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知行观；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伦理观。"由此可见，对于佛教的知行观、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他是通过在上海净业社工作的良好机缘，认真阅藏，并不断亲近高僧大德，不厌其烦地求教诸方善知识，结合自身的人生实践而加以深刻理解的。通过此信解过程，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他达到了以"出世"的佛法去行"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世间法的"不二"之境界。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朴老曾经与中国现代著名的高僧太虚、印光、弘一、应慈、兴慈、震华等多有亲近接触，并在圆瑛长老门下亲炙教诲。

　　赵朴老的言行和正知正见深得高僧大德的肯定。太虚法师逝世前十日，电话约见赵朴老于玉佛禅寺，送其所著只《人生佛教》与赵朴老，勉励他今后努力护法。五十多年后，茗山法师去医院看赵朴老，二人谈起当年这段往事，茗山法师称此举系太虚法师对朴老继续弘扬人间佛教之事业的重托。确实，赵朴老一生没有辜负太虚大师等高僧大德的期望。最终他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的理念，成为中国佛教界一切法务教务活动及各项事业的指津。

　　二

　　赵朴老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主要贡献当然表现于佛教界。但是，他那卓越的睿智才华和菩萨般的古道热肠，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热心开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作为佛教徒，他是虔敬真诚的；而作为佛教领袖，他并未将自己的视野仅局限于佛教本身。有道是，佛的境界应是白毫放光遍寰宇，赵朴老在上海期间，亲身实践了这一境界。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主权岌岌可危，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灾难。作为一个年轻的佛教徒，赵朴老与广大信众一起共赴国难，积极接触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救国、救亡图存"口号的感召下，赵朴老本着报国土恩，爱国爱教的精神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他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并任总干事，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他夜以继日奔走于各处难民收容所，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前线，还通过重重艰难险阻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去参加抗战。当年在上海负责地下党工作的一位领导曾说过："那时党要做的，赵朴老也在做，赵朴老做的，也符合党的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工作自然需要他去做"。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赵朴老有着虔诚而正确的大乘佛教的修养，才使他将抗日救亡活动与佛陀慈悲济世的理念圆融结合，本着佛陀教导自觉地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不朽业绩。从现存于上海市佛教协会档案库内当年的佛教杂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护国和平会"制过一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之意，而这大愿正是护国和平。

　　佛教净业社下属有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赵朴老是教养院的主要负责人。教养院所收成员大都为流浪儿，有的还沾染许多不劳而获的陋习。他以佛法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开导教诲，他曾经在教养院中说过一段十分富有意义的话："佛教的教育，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用功，在言语文字之外着手。"由强调做人入手，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特色，也是佛教"四悉檀"的基本要求，赵朴老在他的慈善事业中融入了教育的成分，同时也应时应机地弘扬了佛陀的思想。如他在教养院中结合佛教僧团的"六和"精神，强调集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必须"做到身和、人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并明确指出此乃是做人的道理；对教养院的教师，他则要求他们的教法应符合佛"随顺众生种种心性，应机说教"的原则；对于有罪错的流浪儿童他要求依照佛法，着重于启发和引导他们"发露忏悔，从意根上除恶"的作法；对于那些存有不劳而获想法的流浪儿，则要求他们用八正道的"正命"来弃除"邪命"，学一手技能在社会上正当地生活。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赵朴老在其慈善事业中，并未将所资助的对象硬性地作为入教的后备力量，非要求他们皈依佛门不可。如在教养院中，他并未将孩子按出家人的要求培养为僧人，而是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之材。这不仅因为出家本身要讲因缘，而且当时社会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在他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养院成了一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有干部、军人、作家、工程师、艺术家等。现在还健在的当年教养院出来的成员中，普遍都有正义、慈悲的素养。由此可见，赵朴老将慈善事业成功地与佛法理念的传播相融合，为众生种下了佛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著名娱乐场所"大世界"附近落下一颗炸弹。一时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赵朴老作为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的秘书，毅然与吴大琨等人一起，承担起安置难民的责任。当时的难民感恩戴德，称赵朴老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由此，佛教界的救亡事业为社会公众所敬重。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赵朴老和圆瑛法师等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赵朴老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老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当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老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闸北的宝华寺被日寇炸毁，宋庆龄女士在此创办了以收养因战争而成为孤儿的少年村，赵朴老任村长。这所少年村在赵朴老的领导下，将一大批孤儿培育成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可以告慰赵朴老的是，在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及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现在的少年村遗址上，一座崭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精致寺院--宝华寺已经崛起。

　　1938年，赵朴老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社会知名进步人士，共同协商创办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老任理事长。益友社也是大家交友的场所，凡有新人到来，赵朴老均予以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逢人即在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别人便以此法称他赵朴老。而此时的他才三十一岁！自此"赵朴老"成为对他的尊称。

　　1949年，为迎接上海解放，上海的社会各界人士成立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一致推举赵朴老任总干事。这个组织的任务是负责收容难民，维持治安，看管散兵游勇。赵朴老还组织佛教信众在玉佛寺举行座谈会，迎接上海解放，保护寺院和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

　　上海解放后，赵朴老负责华东生产救灾的工作。那时上海有游民六十万，他在解放军协助下，觅地安置，给以衣食和医病，对其进行教育和技艺培训，促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一次体现了赵朴老善于将佛教慈悲精神与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相融合的睿智。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赵朴老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物资接收过来作救济之用。这是一笔极为庞大的物资。"三反"运动开始后，他经受了上海、华东和中央的三级审查。审查结果无任何问题。这次考验反映了赵朴老的道德观，也显现了他的修养和操守。由此，周恩来总理赞扬他"一尘不染真难得"，并决定调他进京。开始原想让他负责慈善救济工作，他想到自己和佛教的因缘，还是希望在宗教界，周恩来总理同意了。就此，赵朴初的生活和工作的中心，由他的第二故乡上海移到了北京。

　　三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赵朴老，不仅将自己的活动空间活跃在佛教界及与佛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事业上。他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他在上海期间，即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宗教家的社会责任。并且，他以其亲身的经历，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即已深切地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才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上海，是赵朴老认识、接触并与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之地。也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从事政治活动之地。

　　上海沦陷后，赵朴老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当时新四军在日寇和伪顽的双重封锁下，部队缺医少药，医疗工作十分困难，通讯器材也十分缺乏，赵朴老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多方筹措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与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四军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事业。赵朴老的壮举对当时处于敌后的新四军而言，可谓雪中送炭。此段历史，有赵朴老自己的诗为证。他于1938年写下了五律一首："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1998年秋，九十一岁高龄的赵朴老重书此诗时，作如下注解："抗日战争初期，余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1938年，选送难民中优秀壮年、青年及部分优秀难童暨工作人员，赴皖南新四军本部，此为送行时之作。"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赵朴老在抗日战争的开始阶段，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保持着联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朴老爱国进步的政治态度。

　　抗战胜利后，赵朴老痛恨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参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敌伪的统治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一党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经过充分协商，他们决定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

　　正是由于赵朴老早期二十余年来，在上海以他的仁山智水般的道德，维摩菩萨般的性情，卓越绝伦的才干，赢得了超越于佛教界而遍及上海知识界、文化界的政治影响，从而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佛教的了解和对佛教信仰的敬重，也使佛教在社会事务中逐步改变明清以降日益衰落的颓势。所以，一个佛教徒的从政，并非如某些人士所想象的那么别扭和不和谐，关键是从政的目的是否主持正义，匡护道德，维护民权。正所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由此，建国前夕，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他的脚步已经迈出了他事业的发轫地上海，稳健地走在中华大地上。

　　建国初期，赵朴老在上海工作，曾担任政府的各种要职，并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和上海市人大代表。同时，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任全国政协委员。

　　当然，他毕竟是一个佛教徒，佛教界的一切是那样地牵挂着他的心，为中国佛教事业服务是他毕生的誓愿。从上海起步的他，用七十多年不凡的生涯，为"爱国爱教"作了最为生动朴实的注释，奏响了一曲绚丽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