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教与现代佛教教育刍议(未成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齐

　　一、关于“现代佛教”

　　佛教二千好几百年的历史及其世界性规模的事实表明,佛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在每一个时代,佛教都是具有时代性的宗教,也都曾面对时代性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尤其是处在如今这样社会各方面之变化程度和速度难以想象地迅速的时代,所谓“现代佛教”,不仅是时空意义的界定,还应含有实质内容方面的现代性意义。

　　不过,关于“现代佛教”的实质内容。显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具体界定的问题。由其时空向度看,其实质内容应是一个动态意义的概念。而且,它也不是今天这个讨论佛教教育会议的主题,故而在此暂且不论。

　　其实,谈论现代佛教教育,比较适宜以广义的或者说是模糊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佛教”为基调。基本特征是:在时空向度方面,它应是定位现代和指向未来的;在内容实质方面应是适应或代表现代社会和引领发展趋势的。

　　事实上,即使从比较狭义的角度看,所谓佛教的“现代性”及“现代化”的问题,早已是近世中国佛教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众多的佛教大德先驱为此殚精竭虑,付出很多努力。虽然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是永恒的问题。但在今天,佛教的现代化问题仍然有具体要推进的问题,仍然有明确发展方向的实际任务。

　　所以,在这里突出“现代”这个词汇,意在强调“时代性”和“发展意义”,强调在这个角度对佛教的现在与未来的关注。这与我们熟知的对“人生”“人间”的强调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同时还需解释,“时代性”和“发展意义”的角度,不应只理解为单向度。事实上我们现今的时代就是一体化、标准化和多元化、个性化等并生的社会。

　　基于这样的定位,并结合历史延续性和佛教本质特性来看,继续推动现代佛教的发展,将佛教事业进行到底,在宗教位置上积极贡献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僧人队伍仍然是、也应是最主要的承担者和推动力。显然,僧材——现代佛教僧材应是支撑现代佛教事业的主要栋梁。

　　因而可以说,用“现代”来定位佛教教育向度是成立的,而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难题是:怎样的佛教教育算是现代佛教教育?这样的问题似乎只可能在基本特征方面有大致的一致性,在具体设计方面则可能有多样的形式。本文即尝试做一次纸上谈兵的刍议。

　　二、现代佛教教育之刍议

　　1、由近世高僧之个案考察僧才素质的时代性

　　(1)明清时期传统佛教教育

　　除去佛教基本的戒定慧要求,或理入行入的方式等。

　　由于出家背景不同,僧人受教育的基础、程度自然不同。不论个人因素,僧人的一般学习进路或类型,大致上:与所在寺院性质有关;与社会流行思潮或要求有关。

　　与寺院性质有关:

　　内容上,与所在宗派有关,与授受师的好恶有关,……

　　形式上,可能是师徒授受,也可能是听讲,或个别提携,……

　　与社会流行思潮或要求有关:

　　就高僧而言,通经典,善禅修,懂儒学;能诗文。僧才素质标准基本的首先的是视儒家主导趋势之马首是瞻。如,被社会推崇的高僧,几乎无不是内外学兼通的儒释兼备者,不仅往往有深厚儒学功底者,而且还要擅长诗文,……不仅精于内学,能在佛学几修行上高人一筹,还要能应对儒者,博得士大夫及宿儒的赞赏方为佛门丛林高手。

　　但近世经忏师应付僧、营办衣食之俗僧则更多,……虽然朝廷有考试制度,有必读经典,但缺乏有效的教学要求和规范。考试制度也没有持续实行。僧人素质基本上是看教授师和修行个人的精进与否。佛门也没有对僧人基本受教育程度和素质的要求。

　　(2)著名高僧个案

　　明代后期佛教出现的普遍繁荣,基本可看作是中国古典佛教的终结和最后的辉煌。而明末的各路高僧,便是这场佛教繁盛局面的创造者。

　　其中,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则是一为极有特点的高僧。他不仅有修有学,并在振兴佛教颇多作为,显示出比较典型的僧才素质的时代性特点。特别是德清是自幼出家,可由其修学成长为名僧高僧的经历看传统社会僧才的时代特点。

　　a. 由德清受学经历看明末名寺院的学僧教育

　　德情的僧人生涯首先与报恩寺有关。德清乃全椒人,因母拜观音而自幼亲近佛教,且极有自主之见。年十二,“问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从之”,(注1)母随其志,遂得入西林所在的金陵报恩寺读书。

　　以佛法为主,兼顾儒学文学——西林和尚颇具教学高见,德清等童子亦被教读四书五经于史等,乃至辞赋作文也皆受推重,而德清受教的同时也渐露才华,受到重视。

　　高僧着力提携后学——当德清在科举和为僧的选择上徘徊时,则受到高僧特意的启发,终以僧为贵,正式披剃。

　　既重讲经也重修行 ——兼教兼禅的环境,促使学僧教学并进。德清即因听讲华严,而“慕清凉为人,自宇澄印。”(注2)使其在修为上多得自信。

　　注重管理能力的培养——由于西林的栽培,德清在报恩寺还锻炼了处事的能力。以至此后报恩寺遭火灾,德清能应付灾难。

　　b、现实社会环境对僧素质的要求(由正面与负面效应看)

　　仍以德清为例。报恩寺灾后,德清等欲复兴之,但现实则使之深感“年轻福薄,无道力。从此决志修行也。他日长养,头角峥嵘,终当遂此振兴之愿。”(注3)

　　报恩寺的经历使德清明白了道力增长与头角峥嵘的重要性。社会环境对僧素质的要求,既有正面的,有造成负面后果。

　　德清认为清高的和尚欲成大事还得仰仗王臣的外护。所以“每于讲会,密察方僧可为侣者”。(注4)。(因之结识了与山阴王有关系的妙峰福登,日后在京及五台山都得到妙峰人缘关系的帮助。)同时修证资本也不可缺。隆庆五年决意北游。

　　离开报恩寺北游,德清真正开始了其成为高僧名僧的历程。

　　北游中德清经受了很大的磨难,但成就了毅志和人生阅历。一路参访,并拜谒遍融、笑岩等大老,在京城结识文人名士及官宦,扩大了交往范围也奠定了人缘基础,其后在其向往的五台山获得证悟——小有高僧气象。

　　于五台山,值遇皇家祈嗣大事,振兴之大愿,促德清高攀缘强大势力,——成为名僧。

　　其时神道遣官至武当,而皇太后则遣官于五台。妙峰因山阴王故不赞同与皇上作对,而德清则看准与王室密切关系的难得机会,明确说:“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王度。今祈皇嗣,乃为国之本也,莫大于此者。愿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尽归于求储一事,不可为区区一己之名也。”(注5)

　　祈嗣虽讨好皇太后,却遇皇帝对立,也有忤内官。——卷入政治旋涡。

　　德清远走到东海之滨,“易号憨山,寻清凉《疏》所谓那罗延窟者,即东海牢山也。”(注6)远离了政治中心地,但中心地的皇太后却要拉德清回京。遣人慰劳、颁送藏经、于宫中集资为其修寺。边缘了的德清实际上仍处于中心,卷入政治旋涡,涉足其中就必要负政治风险。

　　的确好景不久,偿愿心切的德清,因请求皇太后“日减膳馐百两”,积蓄三年以供重建所恩寺。此举不仅有恃宠不识趣之嫌,主要还在于若依此行事,实际上是卡了内宫的一门财路。内宫对德清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接着因海印寺寺产与当地道院有纠缠,陷于官司。按说以德清的名望和处事的本领,官司的结果方该不会不利于德清,但结果却是德清犯了“私创寺院”罪,遭逮捕受刑,被流戍岭南。

　　后宫干预朝政、出家人干系国祚,都是人所非议事。德清之败,是政治势力倾轧所至。二十余年努力复兴报恩寺的愿望即一时告害,但也似乎尽在必然因缘中——峥嵘头角之负面影响和代价。

　　发配岭南,没有磨灭德清的志愿。振兴报恩寺的誓愿末偿,却成另一件大事业,复兴了禅宗祖庭曹溪,整个过程在此不详述。但德清被案及在岭南服罪中,仍能使修复曹溪之巨大工程也得以进行,颇令人值得关注。

　　德清事例表明,深厚内外学凑齐以服人,意趣和目的崇高纯正,是对高僧的素质要求,也是使其获得尊敬和号召力之所在。无论是学凑齐还是意趣,都很大程度地与教育有关。虽然德清所受是传统佛教教育,但这些基本僧才要素应该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方面。

　　(3)清未民国佛教教育之转型

　　朝廷政府对佛教影响式微,散乱无章,僧徒无知,教六凋敝……但酝酿复兴与振兴——清中后期,龚自珍、魏源、彭际清等公羊学家于佛教大有振兴,甚至有使佛教摆脱儒学附庸而成为清未以来革新思潮思想资源的卓越贡献,但内外学习者仍然是经学模式。

　　——以全体佛教为振兴目标而致力全体佛教之教育的当以杨文会的推动作用为大。尤其是推行新佛教教育理念和形式。开现代佛教教育之先河。

　　其教育理念……佛教教育,兼学新知——佛法与世学

　　教育方式……教内教外,学堂形式——欧式、日式,传统与现代结合之尝试,……

　　开办佛教学校教育,与近代教育模式传入有关,具体地还与庙产兴学有关,与日本佛教渗入有关,与耶稣教会办学有关……

　　——太虚的佛教教育“激进”革新

　　同样仍然处于传统与现代矛盾中,同时又迈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意识和具体尝试。……

　　清未民国时期是中国佛教教育划时代地迈出传统模式而与现代社会教育方式结合的重要阶段。

　　2、现代佛教教育之刍议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与以往,各方面发展变换频率之快,甚至已达到使人难以明了和把握社会发展走势的程度……在节奏快速的今天,如何定位所谓现代佛教教育,是关乎佛教现在和未来的大事。如笔者之学养和经验,实际是难以议论这样的问题的,不过是忝列佛教研究者之间,略发书生之论罢了。

　　首先,既然是讲佛教教育,无论怎样强调“现代性”,也不能割断对历史和传统的延承,而且也不应是别的什么教的教育。但即使如此限定,可能还是有一个是沿着近世开发的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佛教教育路线接着走,还是别开新路另辟溪径重设现代教育模式的问题。在这方面,笔者没有成见。在此也只是罗列了一个按属性分类各层次的所谓佛教教育结构模式。

　　佛教教育,应在宗教立场上说教育,其基本目标是解脱出世的向度。同时,其解脱目的的实现(以大乘而论)又是以入世的关怀来落实的,所谓修一切善法超越天人的目的则要通过“饶益有情来实现。这也表明,在这个目的意义上,僧才培养与成长要更高于世俗人才的要求。在知识结构的要求上也要有超出普通人士的方面。尤其在今天,宗教道行和知识结构的问题更加突出。因而,即使标榜“现代”的佛教教育,也仍然不能没有出世向度的宗教意义的内容;此外便是日益膨胀的现代世学内容。

　　出世向度的教育——超世间目标的追求、宗教修行经验

　　世间向度的教育——知识性教育——广泛书本知识教育

　　—社会生活经验教育

　　一基本知识结构培养教育

　　—技术性教育——现代管理学和操作技能

　　—现代心理学和实际使用

　　—现代传播学及其应用

　　—行动家的技能教育

　　—学理性教育——根源性教育(追究“原意”,溯源“源头”)

　　—经学研究(深究先哲之道、圣人之道)

　　—史学研究(厘清历史线索,破除迷信)

　　—哲学研究(精研解义,学理建构)

　　—适应性教育(保持传统与不断发展的和谐研究)

　　—创造性教育(根源性追求与创造性发挥的开发)

　　—学者、思想家的教育

　　以上这些方面,还可以划归为教、学两大结构。

　　另外,鉴于现代世俗人才专业化,行当专门化的特点也可有设置特色教育,以适应多

　　样性的社会状况。

　　应该说,现代社会虽然有科技的极大进步,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达,但依然没有能取代宗教的迹象。仍然有它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佛教在今天乃至明大的中国,仍然应积极地发挥其有益的社会作用。不过,当今的宗教有了大不同于以往的环境,对于僧人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准乃至智慧程度的要求显然地更加苛刻了。所以,现代僧才培养、现代佛教教育的更合理和具体的设计和推行就是极其紧迫和重要的现实问题。

　　希望通过对“现代佛教教育”的鼓吹,能够对当今佛教教育有所意义。

　　注释:

　　1、陆梦龙《憨山大师传)。

　　2、同上。

　　3、《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三,“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

　　4、陆梦龙《憨山大师传》。

　　5、《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

　　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