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德兼充学大道求诸野——关于弘一法师德学研究中的民学精神

　　厦门张一德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近代史中，何人把人格德养看成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把充实学问当做修行做人的根本，我首先想到的是弘一法师。

　　世纪清明，当代祥和，我们随处可见，有无数增新与修旧的庙宇和牌坊。地上树立的庙宇牌坊虽多，却无法说明，高山仰止，人们心里无言镌刻的景仰。

　　弘一法师曾是中国文艺界的先驱、教育界的明师、对诗词曲赋，书法篆刻、绘画丹青、话剧音乐……无不精通、无不领先。大家出世，或数百年一遇，或数十年一遇。弘一法师这种文化精英，艺术大师，即使历史红尘滚滚，驰骋百年，也难得几人。

　　弘一法师如此得道，“英姿翩翩，文章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1]，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庙宇牌坊上，独辟“清丽”一途，针对风靡近半世纪的“雄强”之势，也会是史册彪炳的。要舍弃小我，回归平淡，其因起于自性，圆满于修养。出家弘法，如此坚毅，如此远行，也有人完全可以借此机会，独树一帜，求显赫名闻，拔高扬法幢，广收门徒，袈裟庙宇牌坊规模巨制，饰现大法师宗风，宏丛林伟业，然而，“志虽存高远，心不外乎平常。”风流总被雨打风飘去，历史长河里，青灯黄卷生涯，转识为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该留下的留下了。

　　弘一法师由儒人释，儒释兼容，得益于文化底蕴深厚，且经长途跋涉，勇猛精进，方成人格高尚圆满。我想，德行的建立，首先依据的是思想的树立，精神的建树则有赖于学问根本，而学问的根本就来源于哲学之道。弘一法师以文化人出家，自39岁到63岁圆寂，以华严为学之圆融；以律学为行之精严；以净土为果之方便；以儒学的德行，参悟佛门的觉有情；以宋明理学的学问修身，通达般若得明心见性。对哲学的博大精深，大师是深悟透彻，炉火纯青的。

　　对弘一法师德学的研究，不仅是对大师的认识史，也是对佛学特质不断探索的认识史。每个景仰大师的人，为弘扬其精神，都会勇于担当。故不辞自己学习的浅陋，把有关大师德学的点滴体会和思考问题，如民德修养和君德修养的差异，关系到儒释二学的调和兼容性，学问修养的摄人圆融性，宇宙人生的宁静简易性的几点想法，作为探讨弘一法师德学研究中的民学精神内涵的尝试，请教于各位方家。

　　一、民德修养和民学精神

　　德学研究的内涵的延伸，必将带来精神求索意义上的启示，梳理君德与民德——在人生认识上的异同，挖掘和发扬弘一法师的德学精神，对当下，重提这种精神并身体力行，对人的学养，蕴含着新的超越的意义。

　　同心同德，人同是心，德同是理。道成德成，德有异同。

　　是重在表现，还是重于精神？是声哗外美，还是取道内美？是治世迎合，还是发挥自己？君德民德各有不同的回答。

　　分辨庙堂与民间关于精神取向的不同评价体系，需用历史的眼光。破名誉关，开功利锁，真正像弘一法师一般，舍弃表相，亲知实见，以出世之精神，做人世之事业，认真得不打一点折扣，真实者能几？

　　正如黄宾虹先生说“三代而上，君相有学，道在君相；三代而下，君相失学，道在师儒。”

　　“自后文气勃兴，学问遍不为贵族所独有。师儒们传道设教，人民乃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挥言论的机会权力。这种精神，便是民学精神，其结果遂造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团这是艺术大师读史的卓越见地。

　　如果说，德学上的标准一致，没有君与民、朝与野的区分，这是很难使人置信的。

　　道与德，无德即无道，民德循民道，君德尊君道。所谓“民德”，乃对“君德”而言。我们根据由陈国恩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德行新典》分类，把中国传统美德分为25个方面，即报国、御辱、勤政、诤谏、秉公、清廉、荐贤、忧患、节操、气度、克己、戒奢、谋略、无畏、尊师、矢志、眷顾、敏学、倜傥、谦恭、诚信、敬业、交友、孝慈、教子。[3]

　　其中的勤政、诤谏、清廉、荐贤、谋略、倜傥—，…·等少部分，是适合于君相之德或治国之德，注重权威的运用，对仕途从政有倡导的收益。凡是属于经世致用的，对应治世的君相道德，经常存在伪善的一面，在民众里，雾里看花，缺少实践的可能和意义。

　　对于报国、御辱、节操、气度、克己、戒奢、矢志、眷顾、谦恭、诚信、敬业、敏学……大部分的是普遍广泛的传统文化，在民间成为励志、处世、做人的美德标帜。积极向上，止恶向善，不管在道德教育和人生启迪上，既广泛又真实，是和谐社会特健药。

　　“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4〕

　　两种精神倾向的产生，是因为，凡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包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都应该是自己适合的，不管别人有什么样的理解。你可以红红火火，轰轰烈烈，也可以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关键是认识你自己。然而，学道求道，养真养德，如诸葛武侯所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君子，具平常心，淡泊的情怀，精进的精神，有道有德，任由“滚滚长江东逝水”，即使君相失学，君德变质，君学异体，依然本色不改。

　　弘一法师在德养学习修行过程中，自始至终重视民学精神，发挥格言短小精悍、自惕励人的劝诫感人力量。奉为楷模的书籍有明刘宗周（忠介）的《人谱》，明儒薛碹（文清）的《读书录》，以明蒲益大师警训绿成的《寒笳集》，清金兰生的《格言联璧》，清梁瀛侯的《日省绿》等。在明清时期，德养著述分量很重，针砭明清时期官宦寡廉少耻，道德丧失，反对儒生士子多沉迷科举，重利禄而轻节操。明清有识之士重精神，为救衰振弊，努力呼吁，的确是难能可贵。

　　弘一法师在《题格言联璧》说：“余童年恒览是书，30以后，稍知修养，亦奉为圭臬。今离俗已二十一载，偶披此卷，如饮甘露，深沁心脾，百读不厌也。”德养是历朝历代，不分儒释道三家，文化派别，在教育人时，放在智育和体育前面的课题，把良知学问，视为精神道德的根基。

　　自黄帝起以至三代，君位在传贤的时代，不乏仁圣之君，言行道德，内外一致，是君学民学相同的诉求。封建制度成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觊觎君位，礼乐崩坏，战乱不停，君学追求重物质重表象。诸子百家著述立说，学问不再为君相垄断，师儒传道授教，民众参与学习，抒发言论，重精神重内涵的民学始兴。

　　君学民学分道扬镳，治世之术和学问道德距离拉开了，君德为了建功立业，辉煌事业，多以“治、平”来现身说法，到处宣讲，济世治人。民德转向成就自我，修善其身，身体力行。就如孔子曰；“古之学者也为己，今之学者也为人。”为了充实自己而人格升华，还是为做给别人看来光荣炫耀，是质朴自然或外表华丽，已很难统一。贫富、贵贱、文质，言行、真假，动静，虚实，黑白，美丑……逐渐拉开了君德、政德、或民德、道德的距离，使致用与修身纠缠着不同人生态度。

　　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不仅褒贬人性善恶，更多地是弘扬民学核心价值，主要表现在上求于心，下躬于行。“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从弘一法师多次书写的德养著作，主要的涉及学问、存养、持躬、敦品、接物、处事、求道等民学精神内容，正气凛然。具有“冰霜之操自励”，“穹窿之量容人”，“切磋之谊取友”，“慎重之行利生”，使品日清高，德日广大，学问日精，道风日远。对于一生都是一个学者、一个修行者，、一个践行者，传统文化美德，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博爱的慈悲，是至高无上的，足以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做一生悲壮道的追求。

　　“云在青天水在瓶”——心如水的清澈。在天上，则云的潇洒；在瓶里，有水的怡静；出家前，是高明的文艺大师；离俗后，是勇猛精进的弘法高僧。随方就圆，做什么象什么，认真，彻底，求道，求德，修行，无需炫耀佛门何等职衔，不用发起什么规模的佛教团体，决不利益攀援党政要人，弄巧随顺商贾大亨。一心学问，一心德养，一心念佛，一心修道。

　　秋月春风，文化上，道艺有别；人生里，朝野殊途。

　　二、儒释一炉的调和与兼容

　　调和，是精神，兼容，更是智慧。即根据现状进行的综合调整，包容各面，以达到更高境界的和谐。运用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和智慧，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弘一法师说自己的书法是“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独创了完美书法形式与浑厚文化意蕴相融的“弘一体”。叶圣陶先生说“全面调和，盖法师始终信持之美术观点。”其实，弘一法师不仅在书法美术信持运用调和的观点，在人生学问德养精神更广的领域，也始终运用调和的精神与兼容的智慧，使儒学成为弘法利生的方便之门，使理学修身成为戒律修持的精严，实现儒释互补，出世精神与人世事业圆满的大成就。

　　弘一法师德学思想，分量最多的是对宋明理学思想和佛学思想的调和兼容。然而，调和兼容是有前提，也有底线的。调和立足在民本的道德基础上，不能越过虚伪道德的底线。尤墨君先生回忆见法师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不当住持，不开大座集众。[5]

　　当儒家理学的宗旨与科举人仕的动机逐渐相背离时，并非所有士人，均屈从于时势而同流合污。薛碹（文清）就是一位，弘一法师在选编《佩玉篇》时推崇的明儒。

　　薛文清坚持自我的人生理想，以弘扬圣学为己任，视科举为俗学，决不肯为利禄，而有损其道德节操。对科举发难；“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针砭那些不能有切于自我心性修炼，所谓“习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好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故其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生所得行事者，皆生来之习气。诚所谓书自书，我自我，与不学者何以异。”攻其要害在于“借经书以徼利达。”[6]学习经典，口言善，身行恶，口是心非。对儒家和佛学都是极其危害的，因此被譬之为国妖。

　　宋明理学在思想学术的修身方面，尤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具有重大的影响。它们对儒家道德的建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由于科举和官场的种种负面影响，使知识分子在领受了许多的挫折与烦恼之后，势必会自觉不自觉地提出自己的质疑，并试图突破对自我的困扰。

　　“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

　　淡漠俗世，此是世人士大夫一条人格塑造必由之路。安贫乐道，穷而后工，才不外露，韬光埋名，甘于寂寞，种种品质，都是对沉湎官场和热衷仕途的反动。历史风范，就是洁然高蹈，维护人格尊严，铸成文化风骨，修养浩然正气。学术上要质任自然，涵养性情以淡泊，如孔门陋巷风雩之意，如孤松寒梅之傲霜雪，欲显精神。

　　剖析弘一法师对明儒薛文清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程朱理学的积极摄人，对韩惺忠烈的竭力表彰，朱子温陵“过化”的俯仰，李卓吾像赞的“万古崔巍”，题张人希先人的“承平雅颂”等，便可透视，他的立场褒贬，由儒人释的人格心态，是趋向高尚的民德精神的。大道之失，求于人心，求之诸野，崇仰先贤，可使薪火相传。

　　由儒人释，形貌体格随时可变，而精神千古不移。出世，有一些人消极了，迷失了自己，而勇猛精进者，自利利他。善变者，变其当所变者，体貌不同而精神自同，变其所不当变者者，缺失了精神，连体貌也不复存在。

　　佛学的特质之一：具有很强的调和性。通过变易来突破儒学人世利禄对自我的困扰，佛学浓厚的清淡色彩，无我有我，有我无我，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调和，妥协，依从，吸取，融合，以至发展。调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佛学突显了更强的适应能力。标榜方便之门，借以调和思想，《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配合成佛的“常、乐、我、净”四德，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延伸到佛家五戒。中庸之道成了不执著的佛门，应无所住不即不离中间状态。

　　中国历史上，儒学、道学、佛学的发展，黄永年先生有个比喻，“进口货战胜了土产”，[7]也可以这么说，是进口货变易成了土产。

　　历史递进的过程，当功名利禄和是非成败是儒学的实际追求，功利就与道德脱离了。佛学的无常无我，给不愿同流合污者，提供了解脱之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君学既然言行分家了，事业不同了，精神空洞了，面目伪善了，救国振民虚设了，忠孝节义糊涂了，修身养性腐化了。那么，文化上民学精神，更多地转向了无为的道玄，色空的释佛。

　　“青山依然在，几度夕阳红”。

　　三、躬行学问修养的摄入与圆融

　　民学之道没有君学文章的空泛。真诚、真情、真相、真知、真心，实话、实况、实情、实据、实际、实践、实事求是，总归求一个“真实”，奉为道之根本。根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随机会，因形势而改头换面。君学就不同了，为了权势，假、大、空、骄，为了权术，奸、诈、骗、取，为了经营，时髦谄媚。

　　中国民学秉承可贵的真实精神，注重实践，先立德后立言，经历史变迁，始终一贯，千古不易。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于民众的道德观，始终坚持的信条，少空泛的理论，忌谈玄说妙，“先器识而后文艺”，主张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浮夸急躁，急于求成，言行不一，终不长远。哲学上儒释道三家学问有别，而对立德立行，儒佛统一，相互摄人，互补圆融无碍。

　　德养学问，是问心而得来的。道是德的核心，“三代圣贤文章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民学之道裨益于世道人心，是因为有这几方面特色：

　　其一，以学养德，以慈养德，完善自我，丰富人生；以学习和博爱作为德学的出发点。

　　其次，以忍养情，以舍为得，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以此品行作为准则，作为进取德学的途径。

　　其三，以俭励志，以静人道，以简为美，以和为贵，自觉觉人，自利利他。以此作为德学深入，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贯通，作为达到升华思想的基础。

　　礼失，求诸野；道失，求诸野。中国文化的诸子百家，一牵扯到朝廷利益，有用的马上变脸成为“君学”，为了需要，“冷门”很快炒作成“热门”。为了迎合，虚伪造假，为了权益，挂羊头卖狗肉。近代社会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欲发存在人性弱点与精神失落的问题，如黄宾虹先生所云：“况乎工商竞争，流为投机事业，赢输瞬息，尤其引起人欲之奢望，影响不平和之气象。故有心世道者，咸欲扶偏救弊……”[8]

　　“名利声色顺情境界，尽看作毒药毒箭。”

　　弘一法师着力于学问修养的摄人与圆融，就是为了救衰振弊，有利众生。德养是需选择的，态度是需清晰明朗的。民学精神是真实境界，决不暧昧，决不圆滑，决不我慢，决不流俗，不入真实境，何能铸成大师的超方学问和千古品格？大师的立足点，崇尚古德，远离官场和官僚，不因“权巧方便”而“慈悲顺俗”。凡与道德背道而驰的，身恶之痛绝之。中华民族传统的学问观和德行观，早对王权与官僚相当排斥，只有高深的学问，才受人尊敬，崇高的道德典范、，最能“能够震撼人心。”（康德语）

　　单凭智力和外在语言有些肤浅，排场的炫耀多是朝廷的文化，君德看重战利品，民德追求人格升华，“有如光风霁月”。1937年谈虚法师请弘一法师往青岛湛山讲律，弘一法师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乃许之。韬光养晦，高标高致，一生如一。青岛沉市长设斋请弘一法师，大师以“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偈拒之，不赴俗筵，高风旷世。

　　当然，学问修养方面，至善致美是不可能的。每个时期的文化艺术，都会以相对的哲学作为背景，德学更不例外。因为“哲学之物虽空泛，然当社会起大变动时，必响应而做根本变动。”[9]宋明理学的儒表佛里，弘一法师摄人了新旧儒学的释儒合一的论述，圆融成德学的智见卓识。

　　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对待学问修养，无不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发展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与佛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异曲同工，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弘一法师看出了，宋代理学比唐代禅宗的自修自得，有更多的进步。“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悲智相应，启发信心，佛学对宋明理学的摄入圆融，使德学兼善了儒释的优点和长处。目标从个人身上转移了，出家不仅要完成自我的超度，不是只做平常的和尚，一般的禅学家，摄人儒家客观的格物致知代替禅的主观的心理，去明辨事物的真伪，去使社会百姓都明理受教育。“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更进步更伟大了。”[10]道尚贯通，学贵根底，用长舍短，方成大器。历代大师能卓然自立，全凭超方见地和盖世文章立德立言，所以千古景仰，久不磨灭。

　　圆融无碍，当了解了天生万物，没有绝对的方或圆，也没有绝对的整齐，就能智慧地分别人的利钝，学的分歧。不齐之齐，齐而不齐，理学的“儒表佛里”，明蕅益大师的“熔儒人释”，把先贤大德的猛切心、殷重心、深广心、推而广之，“德育，天下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情养，乖戾妖孽皆消灭于光天化日之下。”牢固了弘一法师的德学思想。圆融的结果让众生即明了也易懂，止恶行善从小事做起，“大师在佛门倡导摄入的，更多又采用了‘通俗儒学”\’。[11]，格言，集句，是容易接受的。儒学的现在，佛学的过去和未来，弘法利生，都在日常生活，都在显而易见的民学之道，因为民学精神本身就反对义理深奥的宏论，多是平易近人的语言，引导人们的是“人于真实境，照以智慧光。”

　　中国历史上，佛学的发展，是在儒家和道玄之后。由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儒道的融摄，这种改进，使佛学在唐代蔚然昌明。近代，用宋代理学来充实佛学，弘一法师的德学充满了圆融的智慧。

　　“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四、圆满宇宙人生的宁静简易之道

　　在中国哲学里，德与道是相随不分，最高境界是圆满的宇宙和人生。不朽之业，往往不在廊庙，而在山林。所说的大道求诸野，就因为道无所不在，只要我们能面之所对，行之所达。

　　弘一法师德学的民学精神，充满了宁静的特质，动中求静，虽动犹静，合于自然，合于天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觉，晤。

　　“意远在能静”，“山川之气主静”。心静是德养和学问的良好心理状态。好动则频生欲望，欲望迷失则使人昏沉。弘一法师深谙“寡欲故静，有主则虚。”“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敬守此心则心定，敛抑其气则气平。”（《格言别录》）处理好动静之间的关系，能存养立德，认识它，十分有利于民生以静养身，以虚养心，达到身心健康，心平气和，健康延年的功能。进一步把“静”提高到以德养身，就能平和宁静地超然物外，用儒的仁爱，佛的慈悲存养天下万物，造福于和谐社会。

　　静心、虚心、敛气，一点也不会限制人的发展创新，而是避免人的过分膨胀浮躁。大师谦虚地说自己是“一钱不值”，“一事无成”的“二一老人”，正足见具有涵盖宇宙的容量。要改变世道人心，才是最大的惠及天下百姓，可以芳泽万世。所以，做人“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圆满的宇宙人生修心养性之法，可以从一个“静”字开始。

　　做学问和修德行，那部分重精神、重内美，自由自得，自在自然，内蕴真实，通俗普遍，立足宇宙，关照人生的道理，不管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超越物质文明，无“静”不在，心静可通神明，心明可察万物，心正可获良知。

　　道由静生，要体会悟道，最主要是心静。“故言为学者，必贵乎静，非静无以成学。国家培养人才，士气尤宜静不宜动。”[12]神舒、体静、修身心，心静下来了，杂念就少了，“念头不起为静，身中无物为虚”，历代大儒讲内明功夫，知、止、定、静、安、虑、得。“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宋明理学的朱熹提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无动无静就是太极，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王阳明的心学说“无欲故静，是静亦定”，佛学强调“戒、定、慧”，“欲除烦恼先无我”。还是以“心静”为核心。

　　安静与安定是调整身心的智慧，生活里，如坐禅需静以中空，以禅定来调身、调息、调心。

　　练瑜伽要静坐调息，杜绝一切外界印象，禅定时连内心的活动也需静止。

　　练太极拳要心静体松，沉着松静，专注一方，用意不用力，动静合一。

　　中国书画“画得静字诀，此妙品也，……‘静\’字则用笔用墨之时，不可有矜心作意，亦不可有草率敷衍之意。”[13]用力都在静以收心。

　　日月山川主静，静给人以快乐，给环境以休养，消弥躁动妄进之气，符合阴阳，静才是自然之道。弘一法师每到一处，居所皆取安静，不无道理。大师一生认真、彻底，做什么象什么、安静地远离时风主流，安静地观道。大师文艺是先驱，却没有卷入“西风东渐”，出家精严持律，也没有追随佛学“革命复兴”。面对的社会主流的心理态度，审慎而独立，与当时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国画大师黄宾虹相似，毕生追求“内美静中参”和“虚静致远”，来规避社会的喧嚣，远离学术主流而处于画坛、金石考据和国学的边缘。出家与在家，两人同样在空旷清寂的空间里，最高限度地获取“人格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开放。”[14]

　　民学触手可及的平常精神，这种赋于早期儒家的“为己”的致远色彩，也从另一方面呈现为，融通了从出世到人世，消解了古典与现代，维护了为人的高标而珍重生命的文化意蕴。

　　大师于1929年8月在温州庆福寺作《清凉歌》五首，在《观心》里，强调了学问的由博返约、由繁人简的大化道理。“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似易而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线索一虽难而似易。”艺术给人的是短暂的小清凉，哲理给人的是持久的大清凉。

　　弘一法师自幼精研宋明理学，对阳明学的“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有潜心的修习并实践。

　　“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王阳明）作为人生意识，摄儒融佛，觉无常无我，就参悟了佛学的寂静涅槃大义。

　　“除烦就约，以崇简易”（《后汉书。陆康传》）简易觉空，五蕴皆空，色空清净，是宇宙人生的大智慧。

　　求解脱而弃烦恼，就要减少物欲，因为“道心”在人心之中，难免要受“人心”私欲的牵累和蒙蔽。去掉那些太杂乱的世间义理，太过纠缠的情欲、嗜欲、贪欲、名闻、利养之类，回归清凉世界，“简之又简，无简不繁”，在简单、简约，简易上达精神的提升，更接近自然，艺术人生由此脱化，摆脱了束缚，虽简易而内涵丰富，最终以天真平淡之心，领略“华枝春满”的大化，“天心月圆”的永恒。这时，艺术上的“虚空粉碎”，更是人类面向无垠与永恒的呼唤，人生的“悲欣交集”，浓缩着无限的真诚和热忱，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

　　当今社会，关于“人”与“物”的关系，孰轻孰重，是重物质，轻精神？还是重精神，轻物质？也并非只在“君学”与“民学”这一历史命题里。明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30周年纪念，学习大师德学里的民学精神，对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以人为本”和“利己利他”——这平常而平凡，易被世人淡忘而精神不予重视的课题，还是有重提与呼吁的必要。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第202页《庙宇》

　　[2]《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册第449页《国画之民学》

　　[3]陈国恩主编《中国古代德行新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4]《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册第451页

　　[5]柯文辉《旷世凡夫弘一大传》第149页

　　[6]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心态》

　　[7]黄永年《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见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一版《佛教与中国文化》

　　[8]黄宾虹《论中国艺术之将来》见《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册第7页

　　[9]黄永年《吕思勉文史四讲》

　　[10]胡适《中国佛学史》第93页

　　[11]《弘一大师纪念文集》第132页

　　[12]《黄宾虹文集书画编》第7页

　　[13]》黄宾虹自题山水》见《黄宾虹谈艺录》第8页

　　[14]卢辅圣《黄宾虹文集》序

　　（作者系厦门弘一法师研究会理事、书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