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九三三的古籍发见」后的感想

　　郑振译先生在文学新年号上发表一篇一九三三的古籍发见,其中有一段是关于佛教圣典的发见,发见的原因是徐森玉先生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藏经宝库中选出供影印宋迹砂板藏经的需要带来北平被郑先生发见,使郑先生心理上起了很大的触觉,徐先生带来一共有三百卷在郑先生认为其中有两点极要:

　　第一、经录,有四种,皆为久佚于世,未为人知者。

　　(一)大唐开元释教广历章 玄逸撰 三十卷

　　(二)天圣释教总录 (此书未见各家「经录」著录)

　　(三)大中祥符宝录 杨亿编 二十二卷

　　(四)景佑法宝录 吕夷简等编 二十一卷

　　第二、关于法相宗的著述,共有十五种七十三卷,多是唯识因明瑜伽,一类的圣典。

　　在一个研究文学小说,戏典,诗词的郑先生心理上能够对于佛典发生了兴趣,实在是值得惊贵的,向来我国文坛背上着家都是自豪洋气一派的风流,对于整个二藏圣典诚如郑先生言:「佛经部分,向来是视作宗教的经典,只知崇拜,念诵,很少以纯粹宗教者的眼光去研究他们」这不但是一班学者如斯,就是自负「宏法为家务」的出家的佛徒不还是同样的「只知崇拜,念诵」郑先生对于佛教圣典有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在一九三四我国着家中的新发见。

　　佛教并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的私产,乃是我们整个人类繁琐的思潮中独树一峰的正觉体系,佛教圣典不但在出家佛徒和在家的信徒眼光中认为是我们人类中走上正觉途径的指南,就是受过那悠远唯物史观的思潮诱惑的泰西学者也认为佛教圣典为挽救人类社会思潮危机的最上乘,在一九○○年英国斯泰因(M. A. Stein)是第一回中亚控检佛教的圣典,以于阗(Khotan)为中止的地址,发掘贵重考古的资料,然后欧西及东洋的学者都先后到中亚探检佛教的圣典,明治时氏日本的学者中亚探检先后共有三次。在这里关于佛教学理有没有讨究的价值我们且不问,单就人数言语学的方面讲,佛教的圣语,(梵语,巴利语)在时间上也是为世界言语学者所公认超过那西洋学者向来所认为人类言语学的根源拉丁语,希腊语之上,西洋学者对于佛教发生识的动机也许就在此。

　　在亚洲各民族文化思想上不但我国文化思想受了大乘佛化思想助长和指导的思惠,就是在蒙古西藏各民族间文化显然地不能离开佛教思想的主体而独立。随唐间佛教以及宋明间儒学的思想,尤其是能够显现出我国文化和佛化亲链的最高峰。

　　我们知道郑先生这次所发见的圣典,并不是向来没有传承的发见,不过是「很少以纯綷宗教者的眼光去研究他们」在这繁复思潮里摸不着正觉体系的我国青年作家的时代才觉的希奇罢了。我们希望郑先生能够作再进一步的研究佛学的思想,给我国文坛上一般失却主体思想青年着家的一条生路,不要专门拿佛教圣典做搭题的资料,尤其是不要学那个不是我底朋友的胡适一流。

　　东初,〈读了「一九三三的古籍发见」后的感想〉,《人海灯》,第7期,1934,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