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赖耶识是神秘的，其深不可测，其广不可度，非成佛不能窥其全貌。而第七识——末那识也同样玄乎，与阿赖耶识一样，人们出于兹、没于兹，无时无刻不在它的笼罩之下——睡眠时它也守护着人们，而人们却对它熟视无睹。

人们为什么会有“我”这样一个奇异的观念？人们凭什么力量把世界划分成主观和客观两大对立的存在？人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情感？有那么多的怨艾和喜怒哀乐？人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需求、追求？人们为什么有多得数不清的善恶惰性和行为…而这一切，还有许许多多，都与这个末那识的存在分不开，正是有了末那识，才会产生上面所列举的一切。

在人们的心中，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主观世界也是存在的，这原是无须“论证”的现实，用佛教的话来说，这都是眼耳鼻舌的“现量境”无须用推理的“比量”来证明。可是人类偏偏要产生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不满足于这个“现量”，他们需要深入，需要对自我和世界寻找存在的依据，并加以证明——这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啊！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庄子就曾发出如下的一番议论：

喜怒哀乐，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己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必有真宰，而持不得其朕。可形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脏赅而有焉，吾与谁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乎焉，如是皆有为臣妄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宇宙万物的主人——内在机制的主导因是什么？不知道，想必有。人身四肢五脏百骸的主人——内在机制的主导因是什么？不知道，想必有。眼耳鼻舌身意不可能无统率地各自为阵，当然应有一个力量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以维持生命的运转，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庄子没有指出那是一个什么，但指出了其中肯定有一个力量，姑且名之以”真君”——庄子及道家学说是无神论，讲“道法自然”，千万不要把这个“真君”误以为是神或上帝。

两千年过去了，法国的那位世界级思想家笛卡儿为了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系统的怀疑”方法，是“怀疑一切”的祖师爷。他孜孜在怀疑中寻求人生宇宙存在的依据。怀疑到最后，只有一点不能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是无须再加证明的，并可以从“我在”的这个“我思”中推证与“我”有关的一切的真伪。三百年后，现代英国的哲学大师罗素却对此又发生怀疑，他认为，“我思”只能证明“思”在，并不能证明“我”在；这个“我”是偷偷地、非法越境似地从“思”中偷渡来的。世人们可以嘲笑这些严肃的伟大思想家吗？当然不可以，对他们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也实在难以理解——沉溺在商品社会与物欲中的人，谁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呢！何况去探索那个物欲以外的世界。禅宗同样以这种精神在追求：“哪个是自己的主人公？”许多禅师在开悟之前，把这个问题贴在鼻头上，不知熬过了多少岁月。

人们可以拥有一切，但这一切仅仅从属于“我”，人们可以失去一切，但这个“我”却刀切不开。全瘫的病人，不瘫的也只有这个“我”。五蕴是“我”的五蕴，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是“我”的十八界，生死是“我”的生死，喜怒哀乐，荣辱得失统统生于这个“我”，并由这个“我”来承担。这个“我”到底是什么？

佛教唯识学明确指出，这个“我”就是第七识——末那识，而且只是它的一种根本“现量境”。“末那”是对古梵语的音译，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思量，唯识学对它所下的定义是：恒审思量。恒则延续稳定从不间断，审则检查审核，思量则认识观照。总的意思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的这个存在——包括生命的、精神的，进行监督和管理。不像第六识——我们的这个理智的认识有懈怠、睡眠和休克失念之时，七识可是尽职尽责守护神。人熟睡之时它仍在工作，不然五脏六腑为什么还在活动呢？生命并不因为理智的失去而失去，植物人不是一样可以度过几十个春秋吗？

唯识学认为，末那识是以阿赖耶识为其存在的依据，又以阿赖耶识为其所攀缘的对象，不断地、毫不稍息地反复度量——人们哪天不照镜子，哪天不对自己和环境进行盘算呢？并把阿赖耶识的一切执着为它的“自我”形相和内容，执着为它的自我个体——实际上末那识仅是从属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并且是“见分”的一部分而已。末那识与第六意识根本不同之点在于，第六识是纯理智的认识，而第七识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它最大的能力就是对第六识的控制，最根本的性质就是区别“我”和“非我”。五蕴身仅是阿赖耶识的部分限有的实在，末那识则把这个限有的实在执着为“我”，五蕴身以外的世界是阿赖耶识的延伸和“变相”，末那识割裂了阿赖耶识这种整体统一性，把五蕴身以外的世界排斥在外，认为是“非我”。由于阿赖耶识整体统一性的力量同样影响着末那识，加上第六意识全能的认识功能为末那识驱使，所以末那识又要对外部世界进行占有——“我的世界”。这里末那识就进入了它难以自拔的困境，一方面它本能地把世界排斥在“我”之外，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想把世界作为“我所有”。这是一切生命存在的本能，生命的存在，如黑格尔所说，就是不断地把外在变成内在，又把内在变成外在的持续过程。失去了这个过程，也就失去了生命。宇宙万物各各不同，各有各的“自性”以区别于它物。末那识则是在生命上、精神上的这种“自我意识”——不过不应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描绘的“自我意识”混为一谈，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是广义的，有点接近于阿赖耶识，而末那识是狭隘纯粹的“自我意识”，它只有这个根本功能——“我”!

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心理分析学应该是末那识的天下，因为心理的实质意义是情志上的而非理智和认识上的。讲认识、讲理性、讲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想象和思维，那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和第六意识的事。而动机、要求、情绪、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真正的纯心理现象和状态，才是第七识——末那识的本分事。

前面谈五蕴时，除色蕴外，受想行识四蕴都仅略提了一些；前面谈“四圣谛”时，除“苦谛”和“道谛”外，“集诺”和“灭谛”也仅是略提了些。因为不把末那识弄清楚，这一切都说不清楚。佛教讲苦，讲修行，讲解脱，都是因为这个末那识而发生的；没有这个末那识，人人都达到了“无我”的崇高境界，那都成佛了，全部佛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修行修行，什么都容易解决，唯独这个“我”却如铁铸就的一般，万钧之力也难以动摇它半分，不然佛教何须用那个三大阿僧祗劫的漫长修行呢？

“苦谛”的根子是末那识，“集谛”的实质是末那识。而根本烦恼和烦恼的根本——我贪、我痴、我慢、我见，就是末那识的“本来面目”。

说句公道话，任何具体的生命——精神存在，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然有维持其存在的需求与能源，就不得不调动自己的力量对外界事物进行索取，以求生存和繁衍。这是任何生命体的本能，也是其应有的权利。就这个命根子，生在于人的身上就与万物不同了。人号称“万物之灵”，人不仅具备与其它高等动物相同的、高功能的躯干和四肢——特别具有“手”，还具备远远高于“灵”于其它生命体的智能。生命的根子在于猎取外物以养活自身，这种合理的根本的要求，在末那识里，在被末那识所控制的第六意识里则被无限地放大了，合理的需求变成了“贪欲”。社会的物质文明越发展，这个“贪欲”也就越来越大；“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道家祖师爷的明见。但佛教，特别是唯识学则更加深入其中，探悉它的来来去去，探悉它与整个生命、精神、认识、社会乃至全宇宙的关系。

为了生存，为了扩大和优化自己的生存间，生命的本能变成了“我贪”；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这个生存，为了确定“自我”生存的权力和地位并凌驾于他人他物之上，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我嗔”；“我”是“我”，并且牢牢把执着不放，沉溺其中，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了“我痴”——佛教又称为“无明”；为了确定“我”的存在理由和价值，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了“我见”，在人类社会中更发展为身、边、邪、禁、见这五大后天薰习而成的烦恼，如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及种种离题万里的“人权”说教。

唯识学把末那识称之为“染污识”，就是因为这个“自我意识”天生不守本分，自我扩张，践踏它物，并染污眼耳鼻色身和第六意识，使原本纯洁清净的这前六种性受其欲性的支配而被其染污。因为有了“我贪”、“我嗔”、“我痴”和“我见”，于是第六意识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我慢”及各种“不正见”，并产生了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骄等种种不良心理现象。有了这一切，人们就失去了爱心，社会就难有宁日，“五浊恶世”就是这样的人类“共业”的“果报”。

唯识学在“集谛”中，对这个因末那识而引发的种种烦恼及其因果关系有极为详尽的界说。如烦恼的名数有贪嗔病慢疑恶见这六大根本类群。烦恼的“自相”即是这六大根本烦恼类群的“自体”。烦恼的“生缘”有六种，一是“所依缘”即潜藏在阿赖耶识中的那些烦恼“种子”；二是“所由缘”，即触发烦恼种子的外部条件；三是“亲近缘”，即受自己关系密切环境的不良薰染；四是“邪见缘”，即信那些邪见恶见影响而引生的烦恼；五是“数习缘”，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复薰染。

在《心经》中曾提到“颠倒”，这个颠倒的根子就是烦恼。 烦恼颠倒在唯识学内又分为七类：一是“想倒”，即是处于无 常、苦、不净、无我中起常、乐、净、我的倒想，这是在末 那识烦恼未断时的一种“阿Q”心态，不是指解脱烦恼后佛菩萨们自在的那种常、乐、我、净。二是“见倒”，即是在这 种“阿Q”心态中安稳自得，愚执不舍；三是“心倒”，不仅 执着于“阿Q”的愚迷，还从这种愚迷中再起贪嗔痴等。

其余四种如“无常起常倒”、“于苦起乐倒”等，都是对“倒想”细加分析，总之都是“无明”。这种“无明”型的 “阿Q”心态，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

唯识学还把烦恼分为二十六种差别，从“结”、 “缚”、“随眠“到“轭”、“取”、“系”一直到“拘碍”。其中任何一 种，又有种种说法。如“结”、“结”有栓结、凝聚之义，其 中又分爱、恚、慢、.无明、见、取、疑、嫉、悭这九种 “结”。“缚”是束缚、不自由义，又有贪、嗔、痴三种“缚”。 烦恼的这二十六种差别加之其各自拥有的群类，及其相互交 差的关系，烦恼就多得数不清了，佛教总说为“八万四千烦恼”。而且各有种子，分别潜藏、显现或受薰于阿赖耶识之中。 作用于人们身语意三业活动之中，于是组成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种”孽海情天”。这一切，全都植根于末那识，染污前六识，并在阿赖耶识中“异熟”，.从而导演出“六道轮回”。人们若是知其利害，发心修道，则可以升入天国，或坐佛土莲花，总之一切关系都是在末那识上。

烦恼并不总是潜藏在阿赖耶识之中，如同大地中的种子样，一遇外部因缘就会萌发现行，于是就成为“业力”。佛教把业力分为两大类，一是与烦恼有关的“有漏业”，二是离开了烦恼的“无漏业”。“漏”是流注和泄漏，特指烦恼的动相，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疮门”不停地流注和泄漏，故为“有漏业”。“无漏业”是经过修持，在末那识根断了烦恼，治愈了“六疮门”，使之变成了清净光明的“三身四智”，再也没有烦恼流注或泄漏了。这样的“无漏业”超出了五蕴之外，不在“苦谛”和“集谛”之中，是佛菩萨们的清净智慧行。

唯识学对“业”也有极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如对“业”的体性和总相分为“思业”和“思已业”两种。“思业”是内心的种种分别思虑，属精神心理活动。“思已业”即是“思业”在语言和身体行为活动上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佛教通常所说的语业和身业，“思业”就是意业。

人的身语意，从思想到语言和行为，都有善恶这两种属性，业自然就因而分为善业和恶业两大类。恶业的根本表现有十大类：一是杀生害命，二是“不与取”——非法或不正当的获取，三是欲邪行——一切因欲贪驱动的邪恶行为，四是虚妄语——虚假不实的假话、大话、空话，五是离间语——挑拨是非、制造矛盾的流言诽语，六是粗恶语——失去理智、伤害他人情感的粗暴邪恶之语，七是杂秽语——下流、淫秽等不堪入耳的流氓语，八是贪欲——心念中的各种不正当的欲贪念头，九是嗔恚——各种骄慢、自足、愤恼、怨嫉等心理状态，十是邪见——肚皮里的种种坏水和主意等。与这十恶业分别对应的、相反的就是十善业。

业除了分为善恶两类外，又因众生的“总报”和“别报”不同，分为“引业”和“满业”两大类。总报是大众共同承受的果报，如60年代初六亿人同饿肚子，文化革命中八亿人同遭动乱。“别报”就是各人的智愚寿夭与吉凶祸福。引发总报之业为“引业”——通常称之为“共业”。形成“别报”的业就是“满业”。而众生各种单一“满业”的汇合就成了“引业”或“共业”。

业又因其“现行”与否分为“作业”与“不作业”，身语意之业如已开展其活、动，就是“现行”，行为活动、语言活动一经表现出来当然是“作业”，头脑中的意念活动，肚皮里的种种欲念一经产生，也是意业的“现行”，也属于“作业”。“不作业”是“作业”的停息或潜在状态。

此外还有“增长业”与“不增长业”；“故思业”与“不故思业”；“定受业”与“不定受业”；“异熟已熟业”与“异熟末熟业”；“重业”与“轻业”；“共业”与“不共业”——还细分为“共中共”，“共中不共”、“不共中共”、“不共中不共”等极多的种类。

众生的行为与其果报密切相关，身语意三业的活动，引业、满业、共业、不共业的善恶不共及其相互消长，又有多种不同属性的组合，如身语意三业；善业、不善业、无记业；福业、非福业、不动业；顺乐受业、顺苦受业、顺不苦不乐受业，顺现法受业、顺生受业、顺后受业；过去业、现在业、未来业；曲业、秽业、浊业；与修行有关的还有律仪业、不律仪业、非律仪非不律仪业；欲系业、色系业、无色系业；学业、无学业、非学非无学业等等。

总之，烦恼有许多类别，表现在业行上的各种业就更加数不清了。根本烦恼不外六至十种，而在人类史上所导演的数以万年计的悲喜剧，直到今天也远远未到终场。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国家、地区和民族，“五浊恶世”的这一定义，这一人类的“共业”与“果报”，在佛教经论中是详之又详的。而这里所谈到的，人们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们说末那识应是全部心理的基础，这可是一点不假。人们面对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外部环境。人们以什么来面对这个环境？是以自己的主观精神来面对这个环境。这个主观精神是如何开展其活动的？必有其内在发动的机制。这个内在发动机制的起点是什么？是那个“一念”之动。这个“一念”又是什么？是心理的某种状态。这个状态又是什么？可能是喜怒哀乐，也可能是非喜非怒非哀非乐；也可能是贪、嗔、痴、慢、疑；也可能是非贪、非嗔；非痴、非慢、非疑。而这一切，往往都在第六意识——人们的理智认识活动之先而存在于精神——心理之中的。心理学讲冲动、讲动机、讲需求，而这一切，恰恰是末那识的功能。心理学讲情绪、情感、气质、性格，恰恰是末那识对阿赖耶识“见分”及其相应“种子”染污后的稳定乃至定型的“业”的潜在和显现。中国古人爱讲“身心性命”，大讲“心性之学”，心性之性，其显著特点和重要成份就是对情绪、情感、性格、气质的研究，是对高于理智活动的人格的研究。没有人格，理智就会误入歧途。而心理——末那识的这个“恒审思量”是那么的有力，又是染污之源。通过上面对烦恼和业的详细分析，我们对人的那种深藏难测的各种心理现象和心理状态，就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周易》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社会中的吉凶祸福，佛教中所描写的“六道轮回”，无不先现或根植于这个“几”上，而这个“几”，儒家学说并没有说清楚。佛教唯识学的末那识，则把这个“几”揭示了出来，并且放大到人人可见，人人能见的显著位置，让人们知其利害，以发愿修行，顺着释迎牟尼佛所指示的解脱之路，出离生死苦海，达到涅槃的大自在、大安乐世界。

在“四圣谛”和“十二缘起”中，烦恼和业的作用和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若不对烦恼下功夫加以限制和坚决舍弃，就会在“六道轮回”中辗转生灭。顺随烦恼，只会使自己的身语意充满恶业，导致不可逆转的恶果，起码是受尽世间之苦，乃至坠入地狱。受尽世间苦分为两部分，一是心灵的痛苦，二是命运的痛苦，这在“苦谛”中已经提到了。至于地狱之苦，人们认为是“神话”，是佛教编造出来吓唬世人的。如果对烦恼和业力不灭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经过修持，通过四禅八定和开了“天眼”、“法眼”，并具备了“宿命通”，就会相信和看到这一切。

佛教对众生的行业活动及相应的“果报”都是编好了位次的，都可以“对号入座”的。如行“十不善业”得三种果报。一是“异熟果”坠“三恶趣”即畜牲、饿鬼和地狱道。二是“等流果”，就是行“十不善业”的人，在“三恶趣”中“刑满泽放”后，上升回到人类之中，但因“恶习”末尽，相应受到两种果报；不继续为恶的，虽为人身，但却短命，多病多苦；继续为恶的，则再入“三恶趣”“服刑”。若行“十善业”，远离贪嗔慢，不行杀盗淫妄，就可以在人世中吉祥如意，福贵寿考。“十善道”积蓄深厚的，还可以升往欲界六天之中，享受各类天人之福。

在“十善业”的基础上，如果修“四加行”，在“四禅八定”中断离了“食色”二欲，就可以达到“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和“舍念清净地”这种色界天的境界，从而使自己生往这四种“色界天”中，其精神充满了空明、定智、善心、柔软、喜乐等轻松的解脱感受。在四禅的基础上如修“四静虑”，在“四无色定”中达到了“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所依之境，心无分别”，“摄心一境，离诸色碍”的境界，就可以在“空无边处定”中生往“空无边天”；在“识无边处定”中生往“识无边天”；在“无所有处定”中生往“无所有处天”；在“非想非非想处定”中生往“非想非非想天”。但这一切，在佛教看来还仅仅是世间道，仅仅是“凡夫禅”、“外道定”，仍属“有漏”。因为这一切只是对末那识的功能加以“冻结”而未能“根除”。在末那识污染功能“冻结”的状态下，眼耳鼻色身意之前六识的功能得到某种净化和转化，自己的业与报也得到相应的纯净和优化，故可以往生于色界诸天乃至无色界诸天。佛教与“外道”的根本区别在于，必须彻底根除末那识的染污，并使人彻底地清净，才能最终地超越三界，使自己达到罗汉、菩萨和佛的境界，并安住于佛国净土之中。佛教大讲其“苦”，而最终目的是“脱苦得乐”，佛教若没有“乐”，谁愿意去修行呢？现在一些人认为到香港、到欧美生活就极美了，极称心如意了。其实那也是“五浊恶世”，远比不上“六欲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更何况佛国的净土。

一切的根子都在末那识上，人们能用什么力量来打碎这个“烦恼桶子”，净化自己而达到解脱呢？若要修行，又是凭什么力量来战胜末那识的那种“恒审思量”的束缚呢？这就是第六意识——人们的理智，只有依靠它，才能使人们一步一步远离这个污染源，并可以使自己“明心见性”、“顿悟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