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司马承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背景来看，司马承祯受到佛教思想之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而通过对《坐忘论》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禅定止观法门吸收和改造之上。

禅定止观是佛教十分重要的修行法门。“禅”是梵语dhyāna(音译“禅那”)的略称，汉译是思维修、静虑、摄念，即冥想的意思。与禅的涵义相应的梵语还有Samādhi，音译三摩地、三昧等，汉译作定、等持等。“定”是令心神专一，不散不乱的精神作用，或指心神凝然不动的状态。

一般说来，定是修得的，是禅修的结果。在中国有时“禅”也当作定的一个要素，被摄于定的概念之中。这样，通常是梵汉并用，称作“禅定”，所以禅定也就成为一个习惯用语，被视为一个概念。实际上，禅定的主要内容是禅，是通过坐禅这种方式使心念安定、专一，其关键是静虑、冥想。

中国佛教一般将禅与定并称为“禅定”，它是一种对人情感和意念的控制或抑制，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的思维修习方法，由它能产生智慧，产生神通，产生功德，以求得解脱，而“止”是使所观察对象“住心于内”,不分散注意力；“观”则是在“止”的基础之上，集中观察和思维预定的对象，得出佛教的观点、智慧或功德。可见，“止观”即是禅定和智慧的并称。佛教的这一禅定止观法门强调的就是静虑生慧。天台宗的智顗大师是禅定止观法门的集大成者，他创立“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佛教修行体系，不但对佛教内部发挥巨大作用，亦对教外人士产生重大影响。

在司马承祯《坐忘论》里，即体现了对此法门的吸收和改造。

在《坐忘论 收心三》他说道：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即是说，心是人身之主宰和精神之统帅，动和静则是心的两种状态，心静则智慧生，心动则愚昧起。这一认识与佛教禅定止观法门所强调的静虑生慧的理路一脉相承。他又接着说道：

所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动，此是真定正基。用此为定，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矣。

这里说到了学道之初要静心安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集中精神而思考，以达到冥想的状态，这时就会进入虚静至极的状态，此状态就能体认到道，即心与道合二为一。这一虚静至极而心与道相通的状态即是“真定”，它会产生无上智慧，使修道者心气调和，身心舒爽，分清是非善恶。这与佛教禅定止观法门强调静虑生慧的理路还是相似的。

在《坐忘论 真观五》和《坐忘论 泰定六》他说道：

观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可观妙。

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慧生。

第一句是说，经过收心简事的“日损有为”之后，心体达到了虚静安闲的状态，这时就能产生“真观”所需之智慧，认识主体也就能体证到道之所在了。其实所谓“真观”，即是“舍诸欲，住无所有，徐清有本，然后反观旧所爱处，自生厌薄”基础上的由静虑生慧的方法，与第二句由心之“虚静至极”而“道居慧生”同出一辙。纵观司马承祯之《坐忘论》，其“坐忘主静”的修道方法自始至终贯穿着佛教禅定止观法门所体现的静虑生慧的方法论。

司马承祯在吸收佛教禅定止观法门所体现的静虑生慧的方法论之上，更进一步吸收了智顗大师“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方法论。在《坐忘论 坐忘枢翼》中，他说：

善巧方便，唯能入定，发慧迟速，则不由人。勿于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则伤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慧而不用，实智若愚，益资定慧，双美无极。

这里论述了“定”“慧”之相互关系，认为掌握和运用此关系，则“双美无极”，也就是强调了“定”“慧”双修之重要性。这与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所说“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实属一意。

司马承祯在吸收佛教禅定止观法门的基础上，以重玄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加以改造。这一改造在于以重玄哲学的遣之又遣的方法将佛教“静虑生慧”推进到“慧而不用”修道法门。在《坐忘论 泰定六》他阐释道：

非生慧难，慧而不用难。

慧能知道，非得道也。

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

即是说由静虑生慧不难，难就在于怎样做到慧而不用。为什么要慧而不用呢？因为“慧”只能让我们知道“道”为何物，而不能让我们得“道”。因为“道”是“惟恍惟惚”“窈兮冥兮” 的本体界存在，现象界的任何知识智慧都是难以描述清楚的。人们往往停留在知“道”之层面而沾沾自喜，其实更重要在于得“道”。在《坐忘论 得道七》他从反面证明慧而不用的重要性，他说：

然虚无之道，力有深浅，深则兼备于形，浅则唯及于心。被形者，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解而身不免谢。何耶？慧是心用，用多则心劳。

即是说由静虑生慧而得“慧解”的人只能让心知“道”，而不是真正得“道”，身体不免凋谢。为什么呢？因为运用智慧就是用心，用心多了就会使精神劳累，精神劳累就会使身体疲惫，身体疲惫就容易凋谢。所以，“慧解”之人只能达到“尸解”而不能真正形神永固。

在以慧而不用遣去静虑生慧的基础上，司马承祯最终统一二者而建立自己的重玄哲学遣之又遣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贯穿《坐忘论》之始终。如前所述，佛教禅定止观的核心方法论在于静虑生慧，进而借助般若智慧到达解脱的彼岸，这与佛教一直追求“慧解脱”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即成佛的前提在于拥有无上智慧。而司马承祯吸收这一静虑生慧方法论之后，进而提出“慧而不用”的方法论。这一慧而不用的方法论是对老庄“涤除玄览”、“心斋”、“坐忘” 的传统回归， 使道家负的或否定的方法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同时，因为综合统一二者而建立重玄修道论，使得这一修道论既不同于佛教禅定止观法门，又有别于老庄，显示了道教重玄学者在借鉴中对固有哲学传统的超越,即是对佛教禅定止观理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