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部作品，在君王和学者眼中的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玄奘眼里，《大唐西域记》是十几年心血的整理；而在唐太宗眼里，他看重的是整个西域的战略价值，甚至是更加遥远的中亚和印度，因此，作为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让玄奘脑子里的资料变成对国家实实在在有用的战略信息。因此，《大唐西域记》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动笔，却成就了其不可估量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唐太宗与玄奘的第三次"过招"因为长孙无忌的出现而柳暗花明，最终在撰写《大唐西域记》上达成一致，可以说再次打成平手--唐太宗能够得到西域印度各国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玄奘也能完成记录西行旅程的心愿。

　　计划和准备是成功的前提，出色的临场应对是成功的保障，这些玄奘都具备了，也做得很好，但事实的走向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变化和变故时刻都在发生，玄奘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谋事易，谋人难；让人去做一件事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人才去执行很难。

　　作为大唐帝国第一个盛世的缔造者，唐太宗深知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具备了鉴别人才的眼光。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但站在面前的这位中年僧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知识渊博、谈吐得当，不卑不亢、气度不凡，而且有着崇高的威望。这样的人，如果仅仅用来写一部书、一辈子都耗在寺院中做学问、当一名不问世事的高僧，简直太可惜了！

　　爱才如命，而且机不可失，所以唐太宗当即就提出了希望玄奘还俗，留在自己身边为国效力效力的要求。唐太宗不是不知道让僧人还俗的难度，但是第一，唐太宗爱才，玄奘确实有才华，唐太宗不想放过任何一个人才为自己效力；第二，贞观后期，跟随唐太宗打天下的谋臣猛将很多都已去世，国家急需补充高端人才；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唐太宗是个杰出的帝王，但在亲情上处理得并不好，先是玄武门兄弟相残留下阴影，继而自己的儿子们，前期主要是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后期主要是吴王李恪对太子李治的潜在威胁。朝中大臣们又因为皇子之争而分成不同的派系，房玄龄很可能是魏王李泰的最大后台，而长孙无忌则支持太子李治。为了弥合朝中派系之争，唐太宗迫切需要一位身家清白、能力出众、威望很高的人作为第三方势力来缓和朝臣的敌对态势，而玄奘，正是最佳人选。

　　所以唐太宗还是决定试一试。

　　此时，长孙无忌并没有再次站出来跟风说话，鼓励玄奘还俗当官，而是选择了观望，首先，他一时还摸不准皇帝是真的想要玄奘还俗，还是只是对这位高僧客气客气，以显示皇恩浩荡；其次，有些招数用两次就会不灵，这是一个当官技巧的把握；再者，从长远看，他很清楚玄奘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自己身为重臣，以后很可能还会跟玄奘打交道，如果为了拍一时马屁而给玄奘留下"弄臣"的印象，万一将来玄奘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下一个不怎么样的评价，这就对自己的仕途大为不利；最后，此时附和，会给群臣留下君臣二人威逼玄奘的感觉，长孙无忌也是人精，早就看出来玄奘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摇信念和立场之人，一旦他决意不从，就会让双方都很难堪，下不了台阶。

　　所以，长孙无忌选择观望，他要看看玄奘如何面对皇帝的"盛情"。

　　退一步说，以玄奘的学识和才干，如果想当官，年轻时就可以还俗，况且当时正是隋末乱世、群雄并起、李渊父子起兵争天下最需要用人之时，就连少林寺的武僧都帮过唐太宗的大忙，玄奘以超然身份辅佐明主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玄奘没有这么做，他一身最大的愿望就是精研佛法，在佛学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寻求大法，这才有了偷渡出关前往"西天"取经的举动。

　　正如长孙无忌所判断的，玄奘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摇信念和立场之人，十九年前是这样，十九年后也是，因此，面对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十分诚恳的说：

　　"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礼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