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家人的听衣汉族佛教僧服制度的形成上一期，曾说明了汉族佛教僧伽服装三衣的形成经过。除了三衣外，僧伽还可以视实际需要穿着一些服装，这些就称为“听衣”。无论是印度或汉族佛教僧伽的听衣，都和当地常民的服装极为相似，但如果听衣就是常民服饰，为何今天僧伽的服装看起来仍像古装，没有跟着常民服饰的变化而改变？其材质和用色，与印度僧伽又有何不同？本期将从人文、自然因素，为读者作详尽的介绍。

“原始佛教僧服制度的形成”一文，其实已说明了汉族佛教僧伽服装三衣的形成经过。然而，由于汉僧对于原始佛教僧服的理解，除了受印度僧伽的身教与言教的影响，也因与西域僧伽的交流或经典的传译，甚至是汉僧的再诠释而和印度僧伽服装有所差别。但由于三衣是佛陀规定僧伽必须受持的衣物，深蕴佛陀的教化与思想，因此大致上还是保留了原来的规定。

除了三衣外，僧伽还可以视实际需要穿着一些服装，这些就称为“听衣”。印度佛教僧伽的听衣和三衣的款式造型相近，都是方形的布片，但汉族僧伽的听衣却是我们常见的衫、袍等等。无论是印度或汉族佛教僧伽的听衣，都和当地常民的服装极为相似，但如果听衣就是常民服饰，为何今天僧伽的服装看起来仍像古装，没有跟着常民服饰的变化而改变？显然古代的衫、袍已成为汉族僧伽服装的制服之一，只是这些服装并不是佛陀规定一定要受持，但容许受持，因此我们称它为听衣。

除此之外，比较不容易观察出差异的材质选用，或者极明显表现差异的用色，不论听衣或制衣也都与印度有若干差异。因此，笔者大胆假设：自汉人开始出家以来，理当追随印度僧伽的服装制度，其中必有无可勉强的因素，使得汉族僧伽不得不选择当时（汉代）常民的服饰来弥补制衣无法达成的生活需求；或者大量取用和印度僧衣不同的材质，甚至在极具象征意义的用色都大胆挑战佛陀既有规定。于是作了以下推论：自然环境与人文思想的差异，是造成此结果的主要因素。

详细推论如下：

一、自然因素一般来说，自然因素大致可以从地理环境（位置、地形、地势）、气候（温度、湿度）、生态（动植物）多方面来探讨。其中，地理环境往往是决定气候的主要因素，气候又直接影响生态的发展；而影响僧伽服装最直接的自然因素，应该是气候和生态两者。气候因素往往直接影响服装的款式；生态环境则是直接影响服装质料和染色材料的取得，甚至影响到用色的观念。以下将从气候和生态环境来探讨汉族僧伽听衣形成的因素。

（一）气候因素 使用汉式听衣的原因之一在气候因素中，又属温度和湿度对服装的影响最大，因为人体对冷热的感觉主要来自这两者的变化。当身体觉得冷时，自然会需要多一点或厚一点的衣物，服装款式的离身性也低；反之，则会穿少一点或薄一点的衣料，服装款式的离身性也高。

所谓“离身性”，是指服装和身体的离合程度。离身性高者，表示愈不合身；离身性愈低，表示愈合身。要使服装的离身性降低，通常需要透过裁剪过程，将平面的衣料依照人体不同的平面裁剪成一片片，再将其缝合成立体的服装造形。以汉族的袍服和三衣来比较，袈裟的离身性就较高；所以，汉族僧伽服装使用袍服，是较三衣更具御寒的效果。如此说来，汉地的气候一定就比印度低啰！其实不然，汉地有些地方确实比印度所有地方的气候寒冷，但也有气温相近，甚至更热的地方；更有冬夏不同的温度，出入很大。比较当时佛陀教化的恒河流域，与中国汉代、魏晋时期汉族僧伽活动的主要地区──黄河流域的洛阳与长江流域的庐山一带，可以发现其气温和今天台湾相似，夏季温度可达35度左右，但印度冬夏温差远胜于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一带。因此，因气温较低而选择汉式的听衣应不是绝对的因素。

也许我们会怀疑：一千五百年至两千年前左右的气候，和今天一样吗？根据气象学者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的研究中，归纳西方学者对欧洲气候的研究发现：两千年前的气温比现在还暖，后来有时降低，有时升高，但平均波动幅度都在摄氏正负3度以内。而且，西方寒暖波动的情形和中国气候的变迁相似。可见，中国气候的变迁和全球变迁的趋势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也应该有这样的变迁趋势。所以，以目前的气象资料来作推论，应该还是可以考虑的。

（二）生态因素 棉以外的材质选择印度是棉花的盛产地，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百姓所用的衣料也就以棉为主，僧伽捡拾百姓弃之不用的粪扫衣或接受信徒供养的衣物，当然也不例外。唐代以前，汉地根本不产棉花。在汉地除了蚕丝以外，最多且普遍于民间的衣料就是麻织品。在佛陀所规定的粪扫衣中，也有麻质的衣料。因此，汉族僧伽大量的使用麻质，并不违反佛陀粪扫衣的精神。只是，已明显地在质料运用上和印度僧伽有所差别。同样地，染色材料的取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然而不论棉或麻，保暖度都不佳，最好还是使用动物的毛皮来作衣物。从佛教的观点来说，使用动物毛发虽然如法，但恐怕并不如麻取得容易；如果是用兽皮作衣料，就不如法了。

如此，无法在质料上寻得解决的方式，因而增加三衣以外的衣物，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势。但是，该穿着怎样的衣服，则是关于人文思考的问题。二、人文因素上一期说明印度僧伽的服装，就像是一长方形的布块，穿着于身上有“偏袒右肩”与“披覆两肩”的形式。前者是从右腋下以逆时针方向绕身体三匝，再将多余的布块搭在左肩上；后者是当最后搭在左肩的衣角再往右肩延伸，覆盖在右肩上，又称为“通肩”。而且，印度僧伽“偏袒右肩”是为了作务方便和表示恭敬，这和汉族的民情风俗不符，因而会引起异议。

所以，综合上述两个三衣无法满足汉族僧伽需求的问题──1.保暖度、2.暴露性──如此，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思考：如果只是为了增加保暖性，僧伽或许可以只多穿一两件像三衣一样的长方形衣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关于解决“暴露”肢体的问题，就非得改变三衣的穿着方式，或改变三衣的造形不可。从汉族僧伽服装的发展看来，我们发现：汉族僧伽选择了改变部分三衣的造形；也就是说，三衣中的郁多罗僧（七衣）和僧伽梨（大衣）不变，但安陀会（五衣）和僧祇支（覆肩衣）则合缝成新的造形──偏衫，这样的服装造形维持到中唐以后。

直到现时，我们仍看到大多数的汉族僧伽穿着这样的服装，而且袍服已俨然成为汉族僧伽日常生活主要的服装了。究竟中唐以后，图像上所呈现类似袍服的僧衣，是直接引用汉族固有袍服的款式，还是由偏衫再发展而成，至今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至于汉族僧伽袍服的领形原来和固有袍服一般都是交领的形式，其后受到西北胡服的影响成为盘领，而僧伽服装却没有再随着改变，且当一般汉人改变了他们袍服的领型，反而可使穿着固有袍服领形的僧伽，和百姓身分有明显的区别。

二、人文因素除了影响汉族僧伽的服装造形外，也使得汉族僧伽服装所使用的质料和色彩，与印度僧伽有显著的不同。

其一，是世俗对蚕丝的大量使用，这违反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汉族自新石器时代起，便饲养家蚕；到了汉代以后，育蚕、缫丝的技术更是成熟，且遍及汉地。古代印度并不熟悉这样的技术，所以十种衣中的蚕丝应该是野蚕丝，不是家蚕丝，就没有杀生的顾虑。汉族僧伽较印度僧伽多用丝为僧衣的原因，可分别从两方面来探讨。首先，从汉人的角度来说，蚕丝在汉地较印度多，所以汉人必定较有机会接触，但不一定拥有。且在汉人的思想里，自周代以来是非常“人本主义”的，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生态平衡”的观念，因此并没有强烈“不杀生”的意识；只有采取一些限制，以达到平衡的目的。

所以，自古以来就规定一般人必须到了六十岁以上，才能使用蚕丝。而佛教自汉代传入汉地以来，除了“三武一周”之外，一直都得到帝王和贵族的支持。帝王和贵族当然不免有所赏赐（布施）给僧伽，以表达他们对佛教的崇隆。从汉族僧伽的角度来看，接受信徒的布施本是僧伽的本分，接受乞物岂有挑剔的道理？《金刚经》中也说：“（乞食时）次第乞。”乞食如此，乞衣当然也应该如此。虽然大乘佛教在乞食方面，并不如小乘佛教遵循以上的观念；但在衣物方面，似乎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除此之外，前面说过，丝料是帝王对受者的崇隆，也表征着拥有者与众不同的尊贵。因此，不免令未脱名利欲求的僧伽以此自得。

从曾经有汉族僧伽向帝王求赐紫衣的史实可见，更可证明这样的心态是存在的。当然，这或许只是少数；历史上仍有许多终其一生粗食布衣的僧伽，这在《高僧传》、《续高僧传》或其它史料，都有类似的记载。其次，是有关人文因素对汉族僧伽服装用色的影响。原来佛教在印度是以“袈裟”作为僧衣的用色；而汉族历代僧伽所使用的色彩，据文献的记载，主要有赤、缁、黑、皂、绯、青、紫、褐、黄等色。上述的色彩中，除了紫和绯以外，应该都是汉族僧伽所认知的袈裟色。“紫”和“绯”两种不如法色，和汉人的色彩观念有何关联呢？从史籍的种种记载：自先秦而下，汉族自有形成独特的服色制度。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有：一、天地之色；二、五方色；三、五时色；四、贵贱尊卑之色，其中又分（一）正色和间色、（二）君臣等第服色；五、改正朔，易服色等。汉族僧伽所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是第四项贵贱尊卑之色。武后赐紫，是因为唐代的品官服色制度三品以上服紫，她在对法朗等人表以同于朝中大臣的崇隆和尊重。之后，唐代、五代、宋代的帝王也都曾以此来赐给僧伽或道士。直至现在的日本，僧伽都还在穿着紫色袈裟。可见唐代以前，虽然僧伽对袈裟色的认知不尽相同，都还是以追求符合“袈裟”色为主。明代的品官服色，是废紫而升绯（朱）──绯是四品以上的服色；因此，赐紫的风气就停止了。

从本文的探讨，可以了解：原来制衣只是适应僧伽最基本生理需求的服装，但对汉僧来说，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远大于实用功能，因此极需要制衣以外的听衣。而汉族僧伽的听衣，不只因地域气候不同而产生新的需求，文化因素更是直接影响听衣造形和用色的主要关键，甚至还因此造成制衣的部分变迁，这在后续的文章将会继续说明。（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