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地理差距已大体上被克服，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现在东西方宗教打破各自局限，互相对话、相互渗透的时代已经开始，因为“‘世界’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人的地位和人的精神需求，现在正处于根本变化中。”（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等译：《禅与西方思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05页。）宗教之间及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间的对话，其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都具有平等地位。而中国历史上三教鼎立的模式，早启当代宗教多元化之先河，为未来宗教之发展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选择。 　　大乘佛教连结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印度和欧洲大部分民族同出印欧雅利安语系，在人种和宗教上有着共同的渊源。文化存在于传播中，源于闪族系统的基督教主要在欧洲雅利安语系中发展，构成西方文明的主流；源于印度雅利安人的佛教却大成于中国，构成东方文明的代表。在科学向宗教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却独擅胜场。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佛教当仁不让地成为连结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基础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政企合一的局面，必然在经济底层环境扫除旧宗法制度的残余，为佛教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并改变着佛教的存在形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与宗教并不对立，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市场经济形成中在道德领域带来的负面代价只是暂时的过渡现象，“现代化本身产生的问题会增长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减轻现代化带来压力的一种可能方式。” 　　（(德)苏为德：《现代化和宗教的辩证法》，《世界宗教资料》1992年第四期。）进入九十年代后，佛教在社会层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除了继续得到港澳台同胞和***华人的无私援助外，正在崛起的大陆民族工商业者开始投资佛教事业，并给予佛教界虽为数不多但意义深远的资助。寺院经济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由企业集团在房地产开发、旅游业、殡葬业等经济实体中，恢复或新建作为企业中相对独立的寺庙，然后赠予僧团，或与僧团形成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也热衷于进行盖庙造像活动。上述行为对佛教可能带来的世俗化倾向及与僧争利等弊端，属于另文讨论的课题。但这一事实说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已敏锐地感受到因佛教的发展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市场经济运转的前提是明确产权所有制，并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产权关系。这必将使清末民初以来含混不清的“庙产社会所有”的说法得到澄清，从根本上杜绝地方豪强势力借“庙产兴学”及形形式式变种之名义侵占庙产的行为。市场经济改变了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所强化的宗法性教阶制度，必将在社会民主化的潮流中受到冲击，从而使佛教的“六和”精神得到真正发扬。市场经济的运作使社会分工明确化，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重视和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而为佛教保持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和监督系统。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工商业者阶层，这中间一部分人对佛教的支持或结盟，将对佛教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而摆脱***势力渗透的阴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为政教彻底分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使当前存在的宗教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悖论”现象得到澄明。群体　　（四）具备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 　　与佛教唇齿相依的佛学研究得到同步增长，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1992年，大陆先后有3872名作者，在教内外报刊上总共发表了7500余篇佛教文章，其中仅发表一篇文章的为2770人，发表五篇以上文章的作者为 232人。（王雷泉主编：《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第十期。）除去已经逝世者，以及撰写一般介绍文字者，现在能够撰写佛学研究论著的作者，约一百人左右。活跃在佛教界内外的这一百名左右学者，将担负起承先启后，迎接下世纪佛学研究复兴的大任。可喜的是，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政治、经济各界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对话和合作，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一种共同的忧患，认为佛教的健康发展不仅是佛教内部的事，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慧命，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新型人格的佛教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　公元前623年，释迦牟尼在印度诞生，35岁开悟后创立了佛教。目的是引导众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苦乐的真谛，以及离苦得乐的方法，给人类以和平、幸福和智慧。 　　汉哀帝时，佛教传到了气候风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在印度于公元十三世纪初消亡，在中国却作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 　　汉传佛教体现了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而大乘佛教提倡“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正体现了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它强调应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编辑本段历史贡献　　回首过去，历史上佛教曾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对哲学思想、教化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思想方面
　　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 　　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缘起，它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永远处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中。同时强调个人解脱和普度众生。 　　魏晋时期，佛教的哲学思想与道教合流，丰富了后期玄学的内容。隋唐时期佛教形成八宗，各宗对佛典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独有的理论体系。 　　宋明时期，儒家似乎反对佛教，实际上却又从思想上汲取佛教的精髓，形成了新儒---理学，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就是脱胎于禅宗顿悟之说。 　　近代的改良派也从佛教汲取养料批判理学，如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思想渊源之一其实就是禅宗。
社会教化方面
　　在教化社会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并改善着社会的风俗习惯，首先表现在对人生观的改善，和对孝道的扩展上。 　　1. 人生观的改善 　　人都会思考自己“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的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人死如灯灭”的思想。但得益于佛教的传入，中国人才明白了“三世因果轮回”的人生真相。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未来果报之业力，而人生其实就被这些业力所主宰。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苦乐。 　　由于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说，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相信：既不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也不必因机遇之美好而自傲。只有把握现在，改正以前的错误，播善种，才能脱离困境，获得幸福，并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认真修行，还可能免堕三恶趣，脱离生死，证入涅盘。 　　所以，佛教缘起因果说为中国人所熟知，不仅改善了人生观，还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对减少社会矛盾产生了作用。 　　2. 对孝道的扩展 　　在中国，儒教和道教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依靠儒教的孝，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佛教的孝道与儒教有根本的不同。为追求真理、悟道而舍家离亲的佛教的孝道，在儒教看来是大不孝，佛教却认为这才是真孝，是拯救亲人的大孝。所以，佛教的孝主要强调精神的永久的孝。 　　剃发并非不孝，是暂时的表面上的不孝，但却是究竟意义上的大孝。出家是为了救父母，救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所有众生。 　　另一方面，在家的佛教徒并不否定儒教的礼，他可以一边礼拜阿弥陀佛，一边尽儒之孝道，这种现世的孝同样是佛教所提倡的。 　　但即使在家之孝，其根本差别在于佛教不像儒教，不属于隶属关系，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它是自由平等的孝，并非义务，而是报答父母的感激之情的自然行为。
文化艺术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经长期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旅行家等，如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rd

quo;的西行取经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等名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开中国翻译史之先河，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了促进作用。般若学说和禅宗思想使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文豪的诗歌创作受到很大启发。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语汇：“宗教”、“世界”、“实际”、“平等”、“不可思议”等其实都来自佛教。如果抛开佛教文化，恐怕今天我们连中国话也说不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