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2012年2月6日），领导通知我准备带着《老师》去拜见南怀瑾老师。正月二十（2012年2月11日）启程经上海往吴江太湖大学堂。坐落在庙港的太湖大学堂，楼宇庄严、精英汇集。《老师》的放映在宁静肃穆的演讲大厅举行。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的师生首先入场，师生们安静地坐在大厅中央的红地毯上，大厅的后面整齐的安排了座椅，大学堂的各路客人在此落座。

《老师》是一部内容严肃的纪录片，它需要观影者沉静下来用心去观看。放映前，学校的林老师曾问学生：“你们都看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孩子们说出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武打片”、“爱情片”、“动画片”、“科幻片”、“惊悚片”……林老师提示：“大家知道纪录片吗？”有孩子说“看过，就是那种记录真实事情的片子。”林老师告诉学生：“我们即将看到的就是一部记录片。”说真的，我非常担心上百个孩子会不会影响了观影效果。已经放映的20场，观众都是成年人，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孩子在场。

8点钟放映开始，现场一片肃静，这种状态保持到片尾字幕结束，大厅里灯光亮起。我从后排座椅上起身来到大屏幕下，向沉静在片子里的人们鞠躬致意，并请大家谈谈观后感。

一位先生说看这部片子他流了三次眼泪。他看到我也在流泪，他问我一共流过多少次泪。我有些尴尬，如实坦白，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次眼泪，可以肯定的是每次观看我都会泪流－－有几处是片子里的人物和场景令我心酸；还有几处是片子外那些老师的生活工作情景让我感动；更多的是片子里的人和事让我联想到很多熟悉的人和事。我甚至说不清楚是心酸？悲哀？还是崇敬？感动？或者根本就是无以释怀的纠结和绝望……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子举起小手问：“我可以说几句吗？”我把麦克递给他：“我以前没有觉得老师有什么，看了这个片子，我觉得老师很伟大，我们应该爱老师。”看着眼前这个有一点腼腆但十分认真的男孩，我的眼睛有些潮湿……

从演讲厅回到客厅。南怀瑾老师坐在圆桌旁，身边围坐了很多人，有人在谈论禅修和生命科学，也有人在谈论《老师》这部影片。南老师看我过来便对着我说：“过来，过来，樊梨花（老师这样叫我）坐这里，你的胃病好些没有？”我坐到南老师旁边的座位上，告诉老师胃病只是偶尔发作一下，没有问题啦。第一次拜访大学堂时，因为天凉和劳累，急性胃炎突然发作，十分狼狈。这事让他们担心，包括宏达老师和我的领导经常会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让我很感动。

看我坐下，南怀瑾老师向在座的各位介绍桂馨，说当初“康熙字典”（戏称我的领导）找他给基金会题字，他只是觉得这个“王爷”（对领导的另一个戏称）想用更多的时间做公益了，没想到三年的时间，“王爷”能做这么大的功德。宏达老师也在旁边介绍我们的工作情况。

南老师接着说：“大家都说《老师》拍的好，你们下乡怎么走啊？”我告诉他，火车换各种类型的汽车或船。老师说太辛苦了，找人给你们捐车。话音未落，坐在老师对面的一位先生说捐给我们一辆吉普。南老师马上说：“不能太耗油，善款不能用在这些地方。车子不一定是新的，但要节能的，还要能走山路……”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给我们什么样的车子合适。

我看着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94岁的老人，心里无限敬佩和感慨。他喜欢大家叫他老师，多年来他执着于传道授业解惑。2010年在太湖大学堂多次聆听老师讲课，此前也有阅读他的书和讲述，特别有感于他对今日世界的评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老师曾说：“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两千多年前，孔子感叹当时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为了膨胀的欲望而使整个社会逐渐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于是孔子奔走四方，随缘教化，想要用上古的文化传统恢复社会的秩序。老师怀有的也是相同的理想，他想运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研究与传播，挽回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老师曾说“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凡事我但尽心，成功不必在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份工作所必须的情怀呢？

我跟老师讲这一年我们所做的事情，特别是《老师》这部耗时8个月拍摄的纪录片所记录的那些人和事，以及拍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故事。老师认真地听着，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提几个问题，时而大笑着开几句玩笑。最后他说“樊梨花，这件事情做的好，你们在做功德啊！”宏达接着说“老师，你看她的笑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做功德做的呀”老师接过话说“是的，是的，只有做功德才会有这样的笑容啊！”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临别时，老师说要常来大学堂跟大家讲讲我们做的那些事儿，不要一年只来一次。宏忍法师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有她捐赠的善款，还有她从台湾带来的治疗胃病的药物。她细心地告诉我如何服用。宏达老师送我们出来，提醒我光盘和书出版后要拿到大学堂一些。

第二天回到北京，领导转发了宏达老师的信息：“电影何时公映？很好的片子，赚了我们很多眼泪。”；“老师眼睛不好，看了（确切的说是听了）片子也流泪了。”；“保重！老师很赞赏您做的这些！”……

两天后，接到太湖大学堂薛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他要捐赠500本图书和一万块钱，接着他身边的其他人也开始捐书和汇款。上一周他们捐赠的800多本图书已经发往湖北长阳的三所桂馨书屋小学。今年夏天，由太湖大学堂爱心人士捐赠的 “桂馨书屋”也将在河南嵩县的下蛮峪小学落成使用。薛先生说纪录片《老师》感动了大家，他们希望能为山里的老师和孩子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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