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中国人一向是讲究“悟”的，只有“了悟于心”，才可算真正“得道”。夫道者，乃人生真谛之谓也。而人生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万端复杂的，谁若能悟出个中三昧，其实无异于走向永恒。

明乎此，还要把握一个“度”字——执迷不悟可能作茧自缚，而过于彻悟又会过犹不及。荣国府的管家王熙风和栊翠庵的尼姑妙玉便是极好的注脚。综观凤姐一生，活得也忒“艰难沉重”了，凡事斤斤计较、雁过拔毛，争权夺利耗尽了全部心血，白天黑夜，要么是她算计别人，要么就得提防别人算计自己。在贾老太太和王夫人跟前，极尽曲意逢迎之能事；即便她与贾琏夫妻之间，也少不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概正因为凤姐操心太多，劳累过度，所以阎王爷才招呼她早点过去歇息。与凤姐的丝毫点滴不悟相比，妙玉就显得悟过了头。她竟认为世界上除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外，再无好诗。而此二句妙就妙在渗透了人生的“玄机”——哪一位最后也免不了要进坟墓(土馒头)的。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么“过程”亦就非所计矣。于是，就索性“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去做那“翩然一只云中鹤”。

这种态度，与其说是超脱，不如说是逃避。固然，有不少封建士大夫，或遁迹山林、归隐田园，或流连自然、浪迹天涯，这是他们对宦海沉浮、世态炎凉的一种无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李太白高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盖出于此。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有理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像妙玉那样以“槛外人”自居。清高与脱俗自无不可，只是要防止“多走一小步”，否则，就会把事情引向反面。“生活没有旁观者”，她终于落得个“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结局。“槛外人”到底栽于“槛内人”之手。

唐朝有位禅僧赵州，曾向老师南泉请教：“什么是道?”南泉引用马祖禅师的话答曰：“平常心是道”。我之“一句悟道之言”，即指此耳。这倒有些巧发奇中又不可思议了，如此高深玄妙的“道”，竟被“平常心”三个字淡淡化出。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始于复杂的，常常归于简单；因之最复杂的，也正是最简单的。但此时此刻的简单，已同原始的简单有了质变，产生了飞跃与升华，换言之，它完成了对复杂的超越，故有一种“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的感觉。恰犹读某些好的小说，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但这里的平，绝不是平平庸庸，淡，更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洗尽铅华后的返璞归真。这种曾经沧海的平淡，已是一份修养和境界，一份气度与洒脱，“淡极始知花更艳”，此之谓也。

话似乎有些扯远了，然而却未必是闲话。源于佛教的“平常心”与吾辈尘世中人的“平常心”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例为证，对“平常心是道”这句话，无门和尚曾以诗相解：“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种“绝对化”了的“平常心是道”，恐怕也只有出家人才能消受得起。且按下不表，这里仅取斯言而非用其意。当然，我们凡夫俗子对“平常心”的理解亦不尽相同，因经历环境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意会和领悟，故鄙人的见识再高明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断无“囊括四海之志，包容八方之心”。

当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个人奋斗屡遭挫折很没情绪的时候，他的舅舅高脱弗烈特说：“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回事。别难过了。最要紧的是不要灰心，继续抱着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事就不由我们做主了。”这位乡村货郎的话，正好可作我头脑中的“平常心是道”之论释。换而言之，也就是“积极的顺其自然”。纯粹的顺其自然，会给人生涂上一层虚无甚或颓废的灰色；反之，功利心太重，期望值太高，却未必承受得起失败的沉重打击。所以，让积极与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南闯北、独步人生，给受挫的青年以鼓励安慰，给天真的孩子以开心欢乐；而自己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是愉快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从来不生厌倦之感。此乃这位乡下小贩的幸运处，亦是凤姐、妙玉们的可悲处。

与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高脱弗烈特相映成趣的是我国当代小说大师汪曾祺先生。记得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一位朋友崇拜汪先生着了迷——欲求见又怕素不相识吃闭门羹，或勉强被接见却受不了那份名士做派，而且更拿不准带什么礼物去好，送多了怕庸俗，送少了怕小气，不送则怕失礼，我只好超度一下这个痛苦的魂灵，赏他八个字：“妙手空空，好去好回”。朋友听了我的话后，第二天一早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上阵了，果然，下午便得胜还朝。他得意地对我说：“汪先生不仅留我吃了午饭，还送了一本亲笔签名的《晚翠文谈》，并且说欢迎你有空也去玩。”我感受到了“平常心”的大魅力。

高脱弗烈特与汪曾祺，虽然花开两朵，却是水出一源，此无它，“平常心是道”者也。（文：李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