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大师有很多洋弟子，比较著名的如前美国外交官协会主席艾德、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院长戴思博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彼得圣吉等人。说来他们都算是我的师兄弟，其中比较熟悉的要数彼得圣吉博士。

彼得圣吉是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学大师。1999年，曾被《经营战略》评为20世纪对商业战略影响最大的24个伟大人物之一。2001年又被《商业周刊》评为世界十大管理大师之一。 1990年，他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此书连续3年荣登全美最畅销书榜首，并荣获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在短短几年中，被译成二三十种文字风行全球。它不仅带动了美国经济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浪潮，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过去75年影响最深远的管理学书籍之一。

他提倡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从哲学的方法论层次，以系统思考代替机械思考，以整体思考代替片断思考，以动态思考代替静止思考。这显然是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彼得圣吉从青年时代开始接触东方文化，21岁就在加州一所由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开办的禅修中心学习禅坐，直到现在仍坚持早晚各一次的禅坐，一般要用上两个小时。1978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致力于将东方古老智慧的结晶和最新的管理科学融合。用圣吉自己的话说：“在西方文化中，我们看见的是由一件件事物所组成的世界；我们深信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的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能结晶。”实际上，圣吉提出的五项修炼，从儒、道、释三家吸取了许多思想养料。

第一次见到圣吉博士是1997年6月在怀师的香港寓所内。两年前，他曾由台湾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介绍来香港拜访过怀师。这次是专程来向怀师求教的，同来的还有5位美国学者。怀师为他们开了一个小型的讲习班。记得前来参加的还有艾德、戴思博、杨硕英、王永庆的女儿王瑞华夫妇、台湾学者郑振煌教授和两位企业家以及香港的几位亲近弟子。赵海英、彭嘉恒和一位学佛的美国女孩纪雅云当翻译。我接到通知前去参加，但当时还在《明报》任职，回归前夕工作特别忙，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已经记不得怀师讲了些什么。后来刘雨虹老师追记说，那次怀师是从唯识论的五十一心所开始讲起的，内容涉及人类意识活动、生死问题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那次见到的圣吉博士，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讲，不时在座位上向怀师施礼，表达内心的感动。

从此之后，圣吉每年都会来中国参见怀师，最初一年一次，后来越来越频繁，还通过书信向怀师请益。怀师移居太湖大学堂后，2003年到2006年间，彼得 圣吉4次率领欧美的顶尖学者和企业家组团参访怀师，请益的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曾有人问他：“从国际上的名声来说，您比南先生还响亮。从影响力来说，比南先生还大。那么您对南先生为什么那么尊敬，甘当他的学生?”圣吉说：“南老师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儒释道融合起来，最终探讨我们如何生活。在整个世界里，没有人能像南老师那样成为我的老师。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很多宗教方面的大师，但是他们都不会像南老师那样对于当代世界有如此深度的研究。我可以在商业界找到许多在管理方面很有研究的人，但是他们对于人类、对于人的意识也没有如此深入的理解。”

我在太湖大学堂静修的时候，圣吉每年都要来看望怀师两三次，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在我的眼中，这位西方的大师却是一个东方传统意义上的谦谦君子。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面带微笑，不仅在怀师面前是一个毕恭毕敬的学生，对待大学堂的每一个师兄弟以及员工都是彬彬有礼，从来不像国内的某些名人那样摆出大师范儿，故作高深状。但是他也绝对不浪费一点时间，晚上在怀师的饭桌旁出现时，总有提不完的问题。那才是求学，而不是敷衍。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一个西方的大师会如此重视南怀瑾的价值，反而国内的一些二三流学者却盲目地贬低他呢？我们对真正的学问还有敬畏之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