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修城市”救不了城市病

近年来，中国有些专家学者提出“禅修城市”的概念，湖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其纳入本地城市发展规划中，准备建设“高大上”的禅修中心，甚至提出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禅修之都”。笔者认为，“禅修城市”的概念虽颇具创意，但并非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务，需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现代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人口膨胀、贫富分化、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以及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淡薄、人际疏离的心灵境遇，等等——俗称“城市病”或“文明病”。　　　　中国城市化起步晚，但体量庞大、速度惊人，目前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病”现象非常突出，“房奴”、“孩奴”、“卡奴”等现象，令那些跻身白领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和心理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近些年来以调整生活节奏、培育宁静心灵为主的禅修活动，如儒学读经、道教养生、佛教打坐以及印度瑜伽之类的培训班、夏令营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尤其是白领年轻人的青睐。就此而言，“禅修城市”的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试图满足市民禅修生活潮流的运思与洞见，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底何为“禅修城市”，有无必要建设“禅修城市”，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禅修是个人提升心灵境界的工夫过程。与其说它与外部环境有关，毋宁说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外部环境的诱惑与干扰，所以禅宗常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意思就是一个人凝神静气、心到意到，则生活之中无时无处不是修禅。就此而言，无论是修建“高大上”的禅修中心，还是打造“禅修城市”，都与真正的禅修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摆脱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唯GDP论，而社会又不能摈弃金钱至上的“拜物教”风气及其价值观，那么，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打造“禅修城市”，甚至将其作为提升官员政绩和城市形象的手段，则不仅背离了禅修的真精神，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精神压力，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西方发展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曾经受“城市病”困扰，为此还曾提出过建造“田园城市”的概念，类似印度瑜伽之类的禅修活动也曾风靡一时。然而，西方对“城市病”的治理，并不是着力甚至凭空打造“田园城市”或“禅修城市”，而是主要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分化、治理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和法定休息时间，以及平衡城乡发展、建设卫星城市、控制特大城市等途径。　　　　总之，与其说“禅修城市”是一个急需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概念，毋宁说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需要城市建设得多么“高大上”，而是需要城市如何变得更加宜居、更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和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