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2）——星云大师著

　　在经文同段中，佛陀还殷殷垂示「兰若比丘」应──　　若诸居士至，应为说甚深法，应示正道邪道，应说知见，若诸居士去者善，若不去，少多与食，应作是言，我唯有是食。（《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四二○页上）
　　在人间社会，无法离群索居，因此一切的修持都应以「人」为本，要重视别人的存在，重视别人的需要，重视别人的苦乐，重视别人的安危。太虚大师曾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人道圆满，佛道庶几也能够成就了。佛陀制定这条戒律的精神，即我一贯所主张的：「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陀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在人间，入灭也在人间，可说是「人间比丘」的典范。他不辞辛苦，直至八十高龄仍在恒河两岸行化不辍，临入灭时，还担心众生将来无所依怙。念及「人」是有情众生，他告诉阿难：在他荼毘之後，应当──
　　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　　（《佛光藏?阿含藏?长阿含经一》第一三○页）。　　实际上，大圣佛陀并不需要别人礼拜供养，但人间的众生需要藉此来启发善念，净化心灵，从而希圣希贤，慕灭向道。
　　透过礼拜佛塔，与佛陀的法身接触，得以将思慕之情昇华到精神层面，进而忆念佛德，行於日常。是以，舍利塔原本由在家居士建造、护持，後来出家僧众也从善如流，纷纷在寺内起塔供养，一时之间成为风气。再加上此时的印度，佛陀的传记及本生谭也透过诗歌文学的传颂而大为盛行，六度四摄、自利利他的思想於焉滋长，深植人心，为佛陀时代「人间佛教」的再现埋下伏笔。
　　尤其佛灭之後，部派兴起，各自建构繁复的理论，久而久之，遂与佛陀的人间本怀渐行渐远，崇尚实践的大乘佛教乃应运而兴，龙树、提婆等「人间比丘」相继挺身而出，他们本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悲心，不仅着书立说，从理论上破除异论，显扬佛陀的人间正法，更躬身力行，利生不辍。像龙树因当时「南天竺王甚邪见，承事外道，毁谤正法」，故设法「赤旛在王前行，经历七年」，终於引起国王的注意而藉机度化，最後「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万婆罗门，皆弃束发，受成就戒」（《龙树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六页上——中）；提婆则追随老师龙树的脚步，为度化国王而「应募为其将，荷戟前驱」，因军纪严明，获得国王的器重，之後由上而下度化国人也就不难了，据史传记载，三个月之内竟有百余万人皈信佛教，但他也因此遭到邪道弟子的嫉恨而引来杀机。当他遇害的时候，为恐门下复仇而告诉杀手：「吾有三衣鉢釪，在吾坐处，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号哭的弟子们：「言诸法之实，谁冤？谁酷？谁割？谁截？诸法之实，实无受者，亦无害者。谁亲？谁怨？谁贼？谁害？汝为痴毒所欺，妄生着见而大号咷，种不善业。彼人所害，害诸业报，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提婆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七页上——一八八页上）慈心感人，於此可见他是一位有修有证的「人间比丘」！　　西元五世纪以降，以那烂陀寺为首的僧院以高等学府的姿态出现，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记载的那烂陀寺：　　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曲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二三七页中——下）
　　义净晚玄奘约四十年後西行取经，从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亦可想见那烂陀寺当年的盛况：
　　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三千，造次难为详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随时当处自为礼诵。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导师，每至晡西，巡行礼赞，净人童子持杂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过，殿殿皆礼，每礼拜时，高声赞叹，三颂五颂，响皆遍彻，迄乎日暮，方始言周。（《大正藏》第五十四册，第二二七页上——中）
　　每日举行寺讲百场，万人聚集研习经论，通解者达千余人之多；而光是每天的礼诵，便有数千人行动，仪式之进行，热闹中不失庄严，活泼中不失威仪。凡此显见佛法与文教结合无间，僧众与信众水乳交融，遥想当年的那烂陀寺没有现代进步的交通及种种设施，却能够将人间道场的活力发挥到极致，实非易事，也难怪培养出来的僧人个个都是解行并重的「人间比丘」，而非仅滞於学解之徒了！
　　遗憾的是，自玄奘大师返国、戒贤论师圆寂之後，乏人传承，导致後期的大乘佛教走入经院的胡同。佛教一旦缺乏了人间的实践，既如同截断源头的江河，丧失了向前迈进的动能；又好比斩除根部的草木，禁不起风吹雨打的冲击。再加上溶入印度教色彩的金刚乘佛教兴起之後，天乘思想浓厚，繁华缛丽的祝祷仪式固然也能启发道念，但一味借助他力来求得自己的幸福，反而忘失了自己身而为人的力量。最後佛教终究敌不过回教的入侵，在印度的国土中逐渐消失。
　　幸而早在西元前三世纪顷阿育王在位时，曾大量派遣僧尼、使节到海外弘传佛法，建寺度众，佛教的慧命乃得以在其他国家地区延续下来。尤其在汉地，不但保存了最多的佛教典籍，而且至今仍是人间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人间比丘」辈出，承先启後，且代有阐发，是其主要的原因。
　　根据正史记载，佛教是在东汉末年时传入中土，自此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但说也奇怪，这五百年间却是佛教发展最快的关键时期，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佛教能在此一开始传来中土之际，就能融入当地的传统，所以很快便被人们所接受。
　　最明显的例子如寺院的建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承袭传统宫廷、官署、民宅的形式，将佛教的主体建筑设在中轴线上，且檐瓦翻飞，院落分明，後来历经不同朝代，虽在格局上稍有变更，但总体而言，仍维持着中国传统样式，予人熟悉亲切而庄严古雅的美感。有人曾说，相较於其他宗教，这就是佛教得以在中土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想来也有几分道理。
　　在弘法的方式上，由於佛教在中土弘传的初期，南方盛行清谈，当地的僧人为弘传佛法，遂迎其所好，创立「法社」，与之对话，因此吸收了不少名流士子作为佛法的後盾；至於高僧大德如在高邑立寺授徒的竺法雅、於中山开座讲法的康法朗等，常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理，形成所谓的「格义佛教」，虽然後人非其「迂而乖本」（僧叡〈毘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五十九页），难达佛法真髓，但毕竟不失为引导时人进入佛法堂奥的门槛。而北人则崇尚神异方术及建塔造寺，当地僧侣也从其所好，成立「义邑」，率领在家邑子学佛薰修，同时以种种方便摄受帝王同来护持，尤其在沙门统昙曜建议下所设立的僧只户、佛图户，不但解决了北魏的社会问题，繁荣了当时的民间经济，而且扩大了民众的信仰层面。「法社」和「义邑」，类似现在的「布教所」，可以看成是迷你型的「都市寺院」。试想若非这些担任先锋的「人间比丘」深入城镇乡邑，融入百姓的生活，佛法在中土生根可能都很困难，遑论开展了。　　唐宋以降，为适应一般民众的需要，寺院的讲经说法除了正式的大座开示之外，更发展出俗讲、变文、变相等，是为戏曲、小说之滥觞，不但对於佛法的大众化、普及化、艺文化助益甚多，而且使得寺院成为当地文教活动的中心，对於佛教地位之提昇、社会人心之净化也有很大的贡献。凡此也应归功於「人间比丘」所作的种种努力。　　至於一些栖止岩穴的「兰若比丘」，他们以其严净的修持行无言之教化，在重禅轻讲的北朝，很能符合朝野的需要，甚至由於「兰若比丘」性喜禅寂，林谷是托，是以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分别为佛陀禅师在嵩山建造少林寺，为僧稠禅师在龙山建造云门寺，诸如此类的「山林寺院」在当时也发挥了不小的度众功能。